我是在接近午夜，看完了這部電影。胃痛，陷入一種無言的狀態。片中的畫面對我一點也不陌生，因為那就是連續好幾年我在尼泊爾、印度看過的景象。貧困、混亂、家庭功能瓦解、階級欺壓、人口販賣等等，而孩子們的確是這些社會惡性循環中最大的受害者。就像黎巴嫩導演Nadine Labaki說的一樣 ，「兒童是所有戰爭中最大的犧牲者。」（Children are the first to pay for our wars）。

電影伽百農導演Nadine Labaki 透過了在黎巴嫩貝魯特街上謀生的男孩Zain淒慘的故事，提出了在戰爭的影響下現身於世的「現代奴隸」。這是一部讓我看時落淚，觀後無語的電影。因為，它真正帶給我的，其實是一種鑽刺心臟一般的痛。即使最後有令人終於能為主角稍感開心的一幕，整體來說，它還是引發了帶著心痛的提問。我們大人們，到底在搞什麼啊？

目睹了孩子們在街道上流浪、乞討、謀生、被剝奪了最基本權利後，Nadine Labaki 拍出了伽百農（Capernaum）這部電影。「Capernaum」指的是聖經記載過的一個現已荒廢的村莊，而法語的「Capharnaüm」則意指混亂。本片是關於目前世界各地很多孩子的現況，Labaki相信她絕不是看過這些事後，唯一一個心有所感的人，但跟絕大多數人不同的是，她覺得她應該把想說的話表達出來。

伽百農講述的是一個十二歲的黎巴嫩男孩Zain (主角本名Zain Al Rafeea)與數個兄弟姐妹生活在赤貧的狀態中，當他最後憤而離家時，幸運地得到了衣索比亞一個非法移民媽媽 (Yordanos Shiferaw飾)的收容，但最終竟在這個媽媽因非法居留被逮捕後，不得不照顧她留下來的襁褓中的男嬰(Boluwatife Treasure Bankole飾) 。男孩Zain後來因為殺人罪被判了五年刑期，之後在獄中決定控告父母生下他們這麼多孩子卻沒有能力好好照顧他們。

導演Nadine Labaki出生在黎巴嫩貝魯特，自覺有責任對目前貝魯特貧困孩童所面對的黑暗處境點燃一盞燈火。所以她決定用她最擅長的工具，也就是拍電影，來為這個問題做點什麼。她說：「就算我沒能成功改變什麼，至少它可能引發討論。」而劇本的起源則是來自她有一天看到一個小孩跟他母親坐在人行道上。媽媽在乞討，而小孩就在一旁打瞌睡，因為環境實在太不舒適，所以這孩子一直沒有真的睡著。當時Labaki就想著：「如果孩子能說話，他會說什麼呢？他會想告訴世界什麼？他會對忽視他如何奮力求生的這個社會說些什麼？」

伽百農一片贏得了2018坎城評審團大獎。Nadine Labaki在一個訪問中說到：「無論如何，片中的主角男孩Zain就是世界上那百分之二十五沒有得到妥善照顧的孩子的之一，他們在受虐、家暴與缺乏愛的惡性循環下試著求生。而根據許多研究，我們都知道這樣的孩子裡有百分之七十五左右最後會淪為罪犯或染上毒癮。只有其餘四分之一的孩童能有辦法去活出一個值得活下去的人生。而Zain就是這少數人之一。」

至於那無法逃脫惡性循環的百分之七十五的孩子們，Labaki說：「我們當然可以說人各有命，但是問題是『有誰有權利對孩童表現得那麼不負責任嗎？』我的電影陳述的正是讓孩子們處於劣境的這整個體系。我凝視的是一個很根本的問題，也就是為什麼我們自動地給予成年人生育孩子的絕對權利，但我們卻沒有給孩童一個滿足他們基本所需的絕對權利？對我來說，這兩者都應有其權利才對。但目前是極端的不平衡呢！我曾經跟很多孩子聊過天，親眼目睹過他們的憤怒。他們跟我說了許多他們經歷過的極端虐待跟不被照顧，百分之九十九的孩子都說如果他們不被父母所愛，或被他們施虐、強暴，那還不如死了好。有的孩子甚至已把這些長期的暴力內化成自己的存在根本就是個屎、寄生蟲或蒼蠅。這當然不讓人意外啊！因為他們從未被告知自己的存在是有價值的。他們的自我認同感低到一個你看不見的地方，簡單來說這些孩子甚至連自己到底幾歲都不知道，所以他們才會回答你說『喔！我大約十二歲吧！』。他們沒有出生證明，他們的父母也可能就根本不知道他們是哪一天生的。」

伽百農一片中飾演Zain媽媽的這個角色其實生下了十六個孩子。那麼這片子也可以讓我們來討論一下「節育」是否能改善這個問題。Labaki認為那種覺得就是要多生孩子的文化當然創造出這個問題的原因之一，但我們也無法以篇概全，我們必須從每個個案來討論。比方有些母親可能生二十個孩子，但她能給予這二十個孩子足夠的愛；有些生活富裕的母親卻也可能對自己唯一的孩子都無法擁有同理心。然後也會有經濟困頓、對孩子缺乏關愛的父母就這樣把孩子推上街去乞討，因為搞不好孩子靠同情討來的錢比他們自己出去謀生能賺到的還多。

這部片子無疑是對社會一個很嚴苛的評論，Zain最終對生下他卻不能好好照養他的父母提出告訴。Labaki的確透過此片深刻表達了她對於自己家鄉黎巴嫩蔑視孩童權益的現況。事實上。黎巴嫩長期來都有著種族主義的問題，移工與童工都沒有應得的基本權益。Labaki擔憂地說：「黎巴嫩真正的情況恐怕是比我在影片中讓大家看到的更嚴重、更難以置信。雖然它在人道主義上比其他中東國家好，儘管自身面對著經濟與政治的問題，但還是收容了超過兩百萬的難民。尤其是一些理想主義者，他們很願意接受敘利亞難民，可是在此同時那些擁有權力卻貪腐的政客跟一些人們卻也渴望能發難民財。」這使情況日趨混亂，也就是這樣，本片才會被定名為「Capernaum」，尤其在法語中它指的那種失序與混亂，一種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把東西亂堆的地方，現在的情況就是這樣。黎巴嫩的種族主義造成了現代奴隸的存在，造成了還未成熟的女孩就被童婚掉的慘境，說穿了是有著列不完的社會病態現象。

事實上，伽百農這部電影所描繪的情況並不單單發生在黎巴嫩而已，在全球各地都有，當然嚴重性有所不同。貧窮在哪裏都有，從洛杉磯到慕尼黑，每個社會都把窮人邊緣化，理想上都希望他們不被看見。不管是衣索比亞、印度、巴西或敘利亞，孩子是任何一場戰爭或衝突中最大的犧牲者，而我的目標就是要藉由我的電影，讓他們的聲音被聽見。

Zain這個角色雖然是一位生活在黎巴嫩的難民，但他也是許多類似處境的孩子的代表。一個無法在夜裡安然入睡的男孩會有什麼樣的心聲？那個曾經成為全球頭條的，在地中海溺亡最後屍體在海灘的被拍下的男孩Alan Kurdi會有什麼心聲？那些在美墨邊界上被強行帶離父母的孩子會有什麼心聲？

Labaki說：「在黎巴嫩，因為移工無權帶著他們的孩子一起，所以一旦被發現，孩子就會被當局帶走，但就算如此，有些移工還是能在非法的狀態下把全家都帶在身邊。萬一被逮到，他們有可能都會被遣送回去，或者孩子就先被出逐出境。這樣的事每天都在發生，而且也助長了黎巴嫩的貪腐敗壞，因為有些勞工就是專屬於他們的保證人，這些保證人主宰了所有事，有些移工甚至必須住在保證人家中，沒有私人生活，不可能談戀愛或結論生子。這就是現代奴隸。」

在坎城影展拿下了評審團大獎的Nadine Labaki說起來是為三個族群地人建立了一個了不起的里程碑 – 阿拉伯電影、女性電影導演、貧童。三者中尤以貧童最為重要，它覺不僅限於難民兒童而已。 Labaki用心點出了問題所在，那些出生於貧窮之中的孩子幾乎像是沒有任何記錄來說明他們的存在。她在得獎後說：「這個獎是屬於本片中所有人的，他們以他們的人生，他們所受的苦以及他們所經歷過的問題，一起贏得了這個獎。」

多數在本片中出現的角色都是Labak花了兩年時間研究時，在貝魯特的街上發現的人，而她很高興地把這個榮耀獻給所有演員。她認為片中每個角色都表達出了他們各自的處境，這才是本片最大的成功。在這之前，說真的，這些人之於世界根本就是不存在的。 他們多數連證明他存在的文件都沒有，而忽然之間他們的處境被看見、被討論，他們的才華被認可，這對她才是最大的成就啊！

在坎城播出後，Labaki i看著含淚的觀眾們起身鼓掌長達15分鐘，她希望觀眾走出戲院時不會忘記他們所看過的。拍電影的目的不能讓電影只是電影而已，它應該牽引出一些改變，這是Labaki拍電影的目標。她說：「我或許有些天真，但我認為人們走出戲院時，會對片中的這些人有不同的看法。很多人跑來跟我說他們開始會停下來跟這樣的人談話，這就是改變的開始。就算我天真至此吧！我真的希望這部電影不只是一部電影而已。我們經常因為有些問題大到自己覺得無能為力，而轉過頭、閉上眼，而我期待這部電影能稍稍改變大家這樣的態度。」

至於當今阿拉伯電影的發展，Labaki也承認她的得獎以及之前Ziad Doueri因為The Insult被提名奧斯卡，把阿拉伯電影引到一個新的發展方向。有很多電影素材從政治議題而來，因為世界的未來某個程度似乎決定於中東的未來，有許多有趣的議題終於可藉由電影來討論，也有越來越多的導演試圖陳述他們的觀點。Labaki認為當你是一位來自中東的導演時，你會因為你所來之處而有一種特別的責任感，需要更以藝術家而非只是電影導演的角色來表達所感，為什麼呢？因為藝術是無法跟政治分離的。我們如今需要的是另一種社會與系統，而我們需要藝術來幫助我們思考這些事。

Labaki讓十二歲的敘利亞難民孩童Zain Al Raffea藉由她的創作，登上螢幕，引發討論與思考，而且也因此成為了去年坎城影展的焦點人物之一。 Zain當然為這樣的成果感到驕傲，即便圍繞他的鎂光燈讓他很不習慣。因為那與他來自的背景實在是相差了十萬八千里啊！ Zain是個有經歷的孩子，他的人生雖不長，但那些他所見過的事，讓他有種「還有什麼我沒見的嗎？」的樣子。電影得獎他當然快樂，但就僅此而已，他有個艱難的人生，而那就是我們應該駐足凝視的。事實上所有出現在此片中的孩子都有著我們應該去思考的一下的辛苦人生。這部片子如何能真正對這些孩子的生命造成一些改變呢？

為此，Labaki 採取了行動。她說：「我不是唯一對此有責任的人，單靠我也不夠。我們需要集結更多人的努力才行。即使我用盡全力，也不可能把所有在街道上的孩子們都拉出那個黑洞。當我在坎城慶祝著電影的成就與生命的美好時，我知道這些孩子的人生多麼不易，使我不由自主地覺得那樣的歡愉是有些罪惡的。我也是被撕裂的啊！我應該有什麼感覺？當下我應該有什麼感覺才是對的？」總之，Labaki 就是好希望這電影能是改變貧困街童與難民兒童悲慘命運的契機。她是這樣希望的……

後記：
2018年十一月，從Labaki口中我們得知了片中主人翁Zain Al Rafeea的現況。這敘利亞難民兒童最終得到了挪威護照，也在挪威住了下來，他在2018年的夏天抵達那裡，這一生的第一次上學即將到來，他正在學習讀寫。他仿佛重獲了該有的童年，他玩樂的地方在花園裡，而不再是那個他得帶刀而去的垃圾場了。

我想活成一個內心永遠有別人的人，就像我此生認識的一些朋友一樣。
如果不是有一年發神經答應去濟州島參加一個國際會議，就不可能會認識馬來西亞的平面設計師胡智義，也不會有機會跟他走訪他們幾個好友為泰緬邊界赤貧孩子們打造的，與自然融為一體的「法山孤兒院」。當然，應該也就不會有機會與他產生後來許多重要的對話。

是去年，他來台時我們漫談到全球還有哪些有良知的政治領導人時，談起了「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然後他立刻想起了美籍保加利亞裔的平面設計師Luba Lukova，並在手機上讓我看了Luba一張又一張言之有物的海報，當然包括了她的經典作品Peace。

好幾個月後，Luba從紐約飛來了。親手與我們一起克服許多佈展的困難，並在四天後與我一起面對了我的老闆一玉溪有容教育基金會創辦人林文雄先生的驟逝。開幕前，那個本該要好好照料她的我，變成了天天接受她安慰的人。

5月27日，我們把展覽順利開幕了，她溫柔堅定又充滿感謝地跟我們走到離台的最後一分鐘。飛回紐約後沒幾天，她的父親過世了。我們彼此的書信除了說明展覽瑣事外，出現最多的字變成了"life"。在無常有限的生命面前，我們談的不是展覽，而是對生的領悟。

每一個人的生命都有非常時刻，我也是的。而在這次的非常時刻裡，Luba剛好參與著，於是我才有機會看見她從作品到做人所貫穿的那種「一致」，也就是她對人的在意與關照。我記著了！也希望當別人的生命有非常時刻時，我能做到相同的事…….

我們活著，必有相遇，必有交織。若是可以，願我們有能力讓這些相遇交織，溫暖又具啟發，真實又夠深刻。這是至此，我的心願；餘生，用來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