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天都在學習著
2015年結束第一趟Mae Hong Son法山孤兒院之行，大家在清邁解散後，我循著Seksan給的訊息來到了曼谷的樹屋民宿。在咬人的炙陽下，透過路上高中生的協助，才到達了能去樹屋的碼頭。上船後就想著，這對許多貪求舒適的旅客不是上好的選擇，但對想要探索曼谷還有什麼把戲的遊人，倒是有趣的過程。
跟曼谷所有的地方一樣，抵達樹屋的小碼頭也是垃圾到處漂，上岸後一往上走就是樹屋了，而樹屋周圍是非常安靜怡人的社區。據說這樹屋的靈感是來自梭羅的「湖濱散記」。旅宿於此，倒也真是可以避開一下曼谷的喧囂。不過如果梭羅把他住到瓦爾登湖兩年又兩個月的生活體驗視為簡樸隱居生活的一次嘗試，那住在這樹屋幾天是絕對不夠看的，更何況燈紅酒綠的曼谷市區就在不遠處，所有誘惑都在咆哮著喊人前去。
樹屋行之後，我沒再回過曼谷。想到泰國時，還都想盡力避開曼谷。老了，年輕時每每過境曼谷就會有的雀躍之心已經平息，取而代之的反倒是像清邁，甚或是更小更小的鎮，比方Mae Hong Son，讓我心嚮往之。
簡單，不能是口號，得成為渴望，才得實現。
這是出生於1878年的義大利畫家、平面設計師、玻璃設計師，也是傢俱與陶藝師的Vittorio Zecchin在1914年的畫作「一千零一夜」的局部。2017年我於奧塞美術館時沈迷於其中的色彩，仿佛在其中嗅到了各種東方香料味。
Vittorio Zecchin其實是一位三十歲才開始在藝術創作上嶄露頭角的人，他在1921到1925年間還曾是義大利傢飾老品牌Venini的藝術總監，留下了許多美不勝收的玻璃作品。在玻璃創作上，他給予後世的玻璃工藝設計師無數的啟發，其作品幾乎皆為經典。
他的這幅畫作設計感十足，但對我來說，站在遠處的我不得不走進看望的第一個視覺上的誘因是因為它的色彩，而後在造型細節中更覺作品的美妙。這又是一位我在奧賽美術館記錄作品局部時，所認識到的藝術家。
這是我們2017年夏天在奧賽美術館那幾個小時裡，我記錄下的Émile-René Ménard畫作La Vie Pastorale的局部。此畫完成於1908年，許多局部讓我著迷不已。Pastorale指的是牧靈或田園牧歌。
1862年於巴黎出生的Émile-René Ménard童年時就浸淫在藝術環境中，當時他們家中的坐上賓有Barbizon畫派裡的許多重量級人物，像是被譽為法國最出色的抒情風景畫家Corot、法國最偉大的田園畫家Millet等等。聽著這些人的談話，看著這些人的作品長大的Ménard，何等幸福啊！讓我想起Mathiew Ricard兒時家中出入的那些巴黎哲學家、藝術家、音樂家們，大概也是他啟蒙階段裡無以倫比的幸運吧！ Ménard遇上的這些藝術家不只傳授了他在風景畫上的技法，也教授了他許多古物的知識。
1880年，Ménard進入Académie Julian（私人美術學院），當時經常以神話作為靈感，以現實主義繪畫技巧來詮釋古典主義的題材的Bouguereau（布格羅）與肖像畫家Henri Lehmann都是他的老師。幾年後他在慕尼黑、布魯塞爾都參加了沙龍，也辦過幾個小型的個展。
1904年，他擔任了剛成立兩年的大茅舍藝術學院的教授，還在自己的工作室裡迎來了當時開始有名起來的俄羅斯畫家Boris Kustodiev。將近六十歲時，也就是1921左右，美國人開始在紐約等地展出他的作品，於是美國人也漸漸認識了他。
我站在奧賽美術館那個掛著他畫作，觀眾稀落的展廳裡看著這幅他在1908年的作品時，覺得局部比完整更吸引我，因為在每個局部的光線裡，我都感受到溫度，在每個局部的線條裡，我都感受到生命的時刻變化。
一個我不熟悉的畫家，卻在我重新回顧當時拍下的所有局部時，帶給我對生命的崇敬，並以為怡人的春天正在眼前，而惱人的夏日已悄然消失。這或許就是繪畫的魔力吧！
對我來說，法國甜點雖很誘人，但比起它，馬格里布的甜點又多了些神秘感。馬格里布（al-Maġrib）在阿拉伯語的意思是「日落之地」，地理上指的是非洲西北部的摩洛哥、阿爾及利亞與突尼西亞三國，而這三國基本上都非常偏好又甜又具有濃郁香氣的食物。有時雖然我也覺得它們是害死螞蟻不償命的甜，但同時又覺得如果它們不是那麼甜，就無法反映出它文化中的顏色、味道跟那種豐富性。他們的每一個甜點都因為香料與口感的層層疊疊，宛如披著紗，帶著神秘感的千變女郎。對我來說，法國甜點雖很誘人，但比起它，馬格里布的甜點又多了些神秘感。馬格里布（al-Maġrib）在阿拉伯語的意思是「日落之地」，地理上指的是非洲西北部的摩洛哥、阿爾及利亞與突尼西亞三國，而這三國基本上都非常偏好又甜又具有濃郁香氣的食物。有時雖然我也覺得這些甜點有害死螞蟻不償命的甜，但同時又覺得如果它們不是那麼甜，就無法反映出它文化中的顏色、味道跟那種豐富性。他們的每一個甜點都因為香料與口感的層層疊疊，宛如披著紗，帶著神秘感的千變女郎。
深受地中海和阿拉伯文明影響的馬格里布，同時也跟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有著密切的貿易往來。19世紀末，非洲西北這地區絕大半都是法國、義大利與西班牙的殖民地。摩洛哥基本上始終深受法國人喜愛，比方已故的法國設計師聖羅蘭一生中就常到那裡度假放鬆；而陸地面積佔非洲國家之冠的阿爾及利亞一度與法國有非常緊張的關係，後來的獨立運動整整花了十年的時間，才終於在1962年脫離法國殖民而獨立成功。至於突尼西亞則是全世界第四大橄欖油產地，所以有「世界橄欖油園」之稱。2011年後政局變化很大，脫離法國殖民後執政了23年的總統班阿里被推翻後，經濟受到極大衝擊，青年失業問題相當嚴重，直到這兩年來才慢慢好轉。
總之北非的馬格里布三國，飲食文化都有著類似的靈魂。而他們的甜點除了麵粉、奶跟油之外，總躲不掉蜂蜜、水果、果乾、堅果跟濃郁的香料。實際上，他們在招待客人時，這些甜點才更是好客的象徵。喜事跟宗教節慶時，分享這些東西是更重要的事，挨家挨戶的母親們都會在意客人來訪時，是不是能端出一盤好點心，這跟印度倒也是挺像的。
我跟Jerome是偶然經過Laouz時被吸引進店裡的。雖然沒有一項甜點是便宜的，但透過這些味道我覺得彷彿置身在那個三十年前去過的北非，我覺得值得，也覺得感恩，因為這些甜點實在太好吃了，店裡的薄荷茶也真是非常好喝，還有那個我從未試過的放入肉桂棒的檸檬水也是盛夏的解渴之泉。重點是這樣的店裡，除了味道，也瀰漫著阿爾及利亞老闆的文化。對從不紀錄食物的我來說，還真的很想為Laouz留下一點紀錄呢！
在波爾多一個炙熱的下午，我跟Jerome拜訪他的友人，在她工作的材料店中，我看到她這樣陳列著販賣的毛線，心想這陳列的本身就在讚頌著顏色呢！各色毛線這在她的眼中不只是商品，是色彩的組合練習，是色感的建立跟訓練。老實說，我站在這個櫃子前看了很久之後，覺得每一個顏色都好美，連那些向來不是我首選的顏色，我都覺得美極了！
這是法國友人對顏色的敏銳與尊重的結果，而就這麼一個小小的角落，就是一個講顏色的好教室。我們若不把生活所見之處這樣打理，就別提什麼美感教育了。美感教育根本不在教科書跟材料包裡！
然後有個週日我忽然在法國TV5上看到了一段卡通，吸引我的倒也不是故事，而是那些角色的顏色。我當下的第一個感覺真的就是如果法國孩子在幼兒階段看的是這樣的顏色，這樣的色調，那他們的色感怎麼可能太差？
看到這些顏色的和諧與配置，我想到每個地方生產出來給孩子的卡通對一個人日後在色感上會有什麼影響？會有多大的影響？我們最初所接受接觸的這些顏色的組合，會讓我們體會到平和或躁動嗎？
Parc des Buttes-Chaumont是位在巴黎東北方十九區裡的一個公立的公園。佔地61畝，在巴黎次於扮演著兩扇肺葉功能的森林公園Bois de Vincennes、Bois de Boulogne以及第三大的Parc de Villette與第四大的Tuileries Garden，為巴黎第五大公園。2017年的夏天，我們就在這公園邊上住了幾天。每天，我們都會到這裡走走，看看巴黎人與這個公園所建立的日常關係與他們在這個公園裡活動的樣子。這使我更認真地思考了都市建設這件事。雖說當年為了這個公園，影響了很多社會底層人的生活，也拆掉了一些舊建築，但今日看來，這個公園綠地對巴黎人的意義應該是遠遠大過了那時的想像，它深刻影響了市民的生活習慣，人們在此散步、運動、野餐、約會、相聚、玩耍等等。它的存在，使生活本身變得更令人期待。
這個在1867年開放的公園是由工程師Jean-Charles Alphand按照法國最後一位君王拿破崙三世所提出的一切要求而設計的，這位工程師在當時的都市計畫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Parc des Buttes-Chaumont公園裡一共有5.5公里的路跟2.2 公里的步道。最有名的景點則是1867年完成的那個受義大利灶神廟(Temple of Vesta)啟發而在從人造湖竄起的五十米高岩頂上所建的Temple de la Sibylle。
義大利的灶神廟在十七到十九世界經常出現在風景畫中，它在十八世紀時還影響了英式花園的設計，使他們做出了類似的裝飾性設計，至於在這公園裡高高在上的Temple de la Sibylle則是由巴黎市政建築師Gabriel Davioud設計的。這位建築師曾經設計過Bois de Vincennes、Bois de Boulogne與Parc Monceau與其他市立公園裡一些非常獨特的紀念碑跟一些巴黎室內非常有名的噴泉，包括了Fontaine Saint-Michel。
說起這公園之名，它其實正是來原本便自座落此處的荒涼山丘，這裏土壤貧脊，幾乎長不出任何蔬菜，所以被稱為Chauve-mont或禿地山丘。在十九世紀中，它還不算在巴黎市內，而且地方名聲也不太好。從十三世紀到1760年左右，因為是絞刑場（Gibbet of Montfaucon）的所在地，惡名遠播。1789年革命後，它變成了垃圾場，然後又成了宰馬場跟污水處理處。當時擔任巴黎公共工程的主管與公園建造者的 Jean-Charles Alphand曾說：「這地方散佈出的具有傳染性的東西不只影響鄰近地區而已，它們是隨風飄散到整個城市。」
而這個公園的另一邊則是提供巴黎跟美國蓋房子所需的石膏與石灰石的礦場。為了要製造石灰，石膏就得在爐中加熱，可想而知當時的空氣與環境是如何糟糕了，這到十九世紀中期前都一直是如此的。1850年底，礦場已經耗盡資源了。當時的巴黎區長Baron Haussmann選定了這個不被看好的基地來滿足當時新崛起的十九跟二十區的巴黎人對公立公園的急迫需求，而這兩區後來也在1860年併入到巴黎市轄區裡。Baron Haussmann這號人物對巴黎的建設也是有功有過的，據說他的都市建設計畫為了滿足拿破崙三世，後來實在是花掉了太多錢，也讓他惹得一身臭名。
1864年公園在總工程師Jean-Charles Alphand的指揮下開始動工，這位工程師將過去他在巴黎兩大森林公園Bois de Boulogne與Bois de Vincennes的經驗跟教訓全都用上了。他花了兩年的時間整地，然後靠放置火車軌道運進了二十萬立方公尺的表土。上千名的工人參與了挖湖、造景、鋪草皮等等建造工程。當然他們也炸了一些地方來讓其他如石窟、懸崖這些人工景觀能順利進行。另外還運用了抽水幫浦，抽了Ourcq河支流運河的水來創造一個戲劇性十足的瀑布。
而當時拿破崙三世的頭號園藝師 – 從園藝世家出身的景觀設計師Jean-Pierre Barillet-Deschamps則緊接著進入園區開始植樹。從1864到1867開園前，他在這個公園裡種下了幾千棵的樹、灌木與花，還設計了斜坡地。事實上在總工程師Jean-Charles Alphand的帶領下，Barillet-Deschamps完成的景觀設計並不只有Parc des Buttes-Chaumont、Bois de Boulogne與Bois de Vincennes，還有著名的盧森堡公園、Parc Monceau、Parc Montsouris也都是出自他手。
坐在這公園的斜坡草皮上時我一直想到了台北的Garden 91草山玉溪，我想著公共空間對人們如何想像生活的樣貌可能會有怎麼的幫助。我不得不承認那年回到台北後我想讓Garden 91夜間開館，的確跟我在這個大公園的記憶與經驗有關。可是我忘了最大的不同是，台北人跟巴黎人對生活的想像實在太不一樣了，或者應該說他們在夏日比我們多出了好幾個小時的「天不黑」時間，那使他們在下班後，也把那幾個小時當成白天在活，在用，而這真的會讓生活很不一樣！
這是2017年的夏天我們到達巴黎第一天便深深打動了我的畫面。
地點距離Buttes-Chaumont山丘公園不遠。經過時，我們因好奇而停留，然後才發現這是一個路邊的法語教學站。坐在斜坡上的人們明顯都是異鄉人，對！他們是是難民，是移工。他們不是公園的另一頭那些可以放鬆享受夏日生活的法國人。這倒也不是說法國人就一定過得好或愜意，而是在移民難民的身邊時，真的可以感覺到一種無法以語言形容的張力。
這個讓我跟Jerome駐足停留的畫面，說真的，如果你是第一天到巴黎就看到這一幕，實在會覺得法國真是一個太可愛又溫暖的社會。可惜的是，這些法文志工老師只是少數，而他們所相信的，還需要更多人來一起實踐。他們相信什麼呢？他們相信如果希望這些外來的人不造成社會問題，那就意味著他們應該在法國得到還不錯的生活，一旦他們可以好好生活，他們就不會成為社會的負擔，這不就是一個很簡單的道理嘛？所以這些人組成了一個小小的NGO，他們就是輪班在路邊教法文，因為他們相信最少應該讓這些異鄉人把法文學好，能夠在這個社會中與當地人溝通，甚或將來能因此得到更好的工作機會。就這麼簡單的動機，他們開始教學。沒有教室，只有一個白板設備，學生沒有桌椅，只有露天的斜坡草地。從ABC開始的課程，的確無聊至極，但它就是開始，一個希望的開始。
這些志工讓我尊敬、感動，這些想辦法來上法文課的異鄉人，讓我佩服。但衝擊著我的更大的議題真的是：如果可以，誰想流離他鄉？如果可以，誰不想在家鄉講著自己的母語，踩在自己的土地，唱自己的歌，被自己的文化所包圍呢？
為追尋一個更安全的生活、因著必須逃開的迫害或更有希望的未來而湧入法國的人們，的確好辛酸。他們揮別的常常不只是那個祖國而已，還包括可能曾有過的成就與專業，誰來跟他們談正義呢？沒有！只能饞喘著，冀望著，拼命著，把法文吞進肚子裡，想像著自己能說出一口流利法文的那一刻，用這樣的畫面不斷鼓勵自己繼續下去…A B C D …..Je Suis……Tu es…..
(志工老師還提醒我們不要拍出學生的臉。）
2017年的夏天，我們參加了兩位女同志友人在巴黎的公證結婚。兩位是跟戲劇與舞蹈研究相關的學者，都在教書，都不想在學術圈裡come out，因為不想人在背後議論紛紛。法國的學術界，聽說也是熱愛八卦的圈子，傷人可以不帶刀的。所以兩位朋友的公證儀式只有少數的多年摯友與雙方的母親，跟幾位同志友人參加。公證之後，我們都聚在她們瑪黑區的閣樓家中，說天說地，暢談婚姻的承諾、人生的痛苦與甜美，以及各自的專業心聲。
數日過後，我們再度聚首，為的是一起上街去參加巴黎的Gay Pride。那是他們的慶典，他們的專有，他們的暢所欲言與歡樂時光。我們擠過了只有Lesbian的街道，也穿越了只有Gay的小巷，巴黎是這樣的，在包覆著自由的彩衣下，看來好像誰都是自由的。
但我們的女同志朋友，卻不能，甚至害怕come out。因為只有如此沈默，才能免於被高級知識份子背地議論，才能免於巴不得找到到機會把你拉下來的菁英同僚細膩的陷害。哎呦呦！空氣裡真正一直飄著的可不是自由、平等跟博愛啊！
在Gay Pride的夜空裡，我們就盡情享受這個特別的晚上吧！畢竟明朝醒來，有人仍然得面對歧視，有人仍然不能承認她已於同性結為連理…….
2017年，Jerome跟我一到巴黎走訪的第二個美術館是雕塑家Ossip Zadkine過往的居所與工作室改成的美術館。我很喜歡走訪故居改成的紀念館或美術館，因為在那樣的空間與物件裡，我可以感受或者想像這些創作者當年的生活。
1888年出生在今天白俄羅斯的Ossip Zadkine有個猶太父親與蘇格蘭母親。15歲時，父親決定把他送到英格蘭去學英文跟禮儀。之後他搬到倫敦，進入了倫敦綜合工藝學院（Regent Street Polytechnic)，但他嫌那兒的老師太過保守。二十二歲時，他決定前往巴黎，在法國美術學院就讀了半年，然後很快就搬入了巴黎蒙帕納斯區的藝術家住所La Ruche。
二十世紀初，巴黎的藝術家們從蒙馬特搬往了蒙帕納斯，理由很簡單，就在是蒙帕納斯可以租到更便宜的工作室。Modigliani、Soutine、Foujita、Chagall, Kisling、Léger、Lipchitz、Picasso等人都遷到了蒙帕納斯，這也導致了以雕塑家Zadkine為代表的藝術學校的誕生。
多才多藝的羅馬尼亞裔法國詩人、散文作家Tristan Tzara曾說：「蒙帕納斯宛如巴黎的中心，而出生在俄國，當時卻已落腳於法國超過十五年的Zadkine則是其中一號靈魂人物。」因著藝術上的豐富、世界主義的興起與精彩的夜生活，蒙帕納斯走進了它的黃金時期。當時在這個地區的咖啡店裡，天天可見藝術家、收藏家與經紀人的蹤影。Zadkine說：「我每天都到知識分子聚集的La Rotonde（圓亭咖啡館），這也是我與Modigliani相會的地方，我們在此共度了1918一次大戰時期的荒年。我們會坐在室外的咖啡座，Modi會在我鄰近的桌邊為人畫肖像，每畫一張他就能賺到一法郎。」然後在另一個知識份子喜歡的Le Dôme咖啡館，Zadkine結識了Picasso ，並受邀去他家觀賞其畫作。而他也是在這裏，認識了出生芬蘭的畫家Survage；另外，蒙帕納斯還有一個詩人作家經常相聚的餐酒館Closerie des Lila（丁香園），Zadkin就是在這裏認識了法國詩人藝評家Apollinaire與美國作家Henry Miller等人。至於戰後的Zadkine，則常在蒙帕納斯的Le Select(菁英咖啡館)跟朋友聚會。
年輕時落腳巴黎後的Zadkine曾是立體派運動的擁護者，後來建立了自己受非洲與希臘藝術影響而成的個人風格。1921年他終於成為法國市民，並在二戰時擔任法軍擔架員。後來他受了傷，到戰爭結束都留在美國。他最著名的作品之一是完成於1951-53年之間的巨型雕塑The Destroyed City，這作品象徵著「一個沒有心的人」 ，座落在1940年二戰期間被德軍戰火摧殘的荷蘭鹿特丹市中心。
32歲時娶了畫家Valentine Prax (1899—1991)的Zadkine，婚後與妻子並無孩子。50多歲時自我放逐到美國曼哈頓區生活時，與美國藝術家Carol Janeway過從甚密，也為她留下了一些半身像。而他的另一位朋友 – 美國作家Henry Miller，則是將Zadkine作為藍本，創作了Borowski這個角色，寫作了Tropic of Cancer（北回歸線）一書。
1967年，曾得到過威尼斯雙年展雕塑獎的Zadkine因腹腔手術失敗而過世。79歲離世的他，葬於蒙帕納斯公墓 ，生前的居所與工作室就成了今日的Zadkine美術館。
在巴黎Bourdelle美術館看到這些貝多芬雕塑才知道這位作曲家帶給法國現代雕塑先鋒Bourdelle多麼深刻的影響。融合了古希臘藝術的傳統與現代藝術的特質，突破古典的空間觀念，使雕塑在人物形式和空間張力間得到巧妙平衡的Bourdelle一生有超過八十件作品是以貝多芬的臉為主題，這還不包括了數不盡的貝多芬素描與粉彩畫。
年輕時在書中閱讀到貝多芬的故事後，Bourdelle就深深為其奮鬥精神所憾動。 他堅稱在貝多芬的音樂中，他可以聽到「雕塑」。他曾說：「 從這個聆聽上帝的聾人而來的每一個哭聲都直抵我的靈魂，每一滴他額頭上滴下的汗水都落在我傷痕累累的心間。」（ every cry from this deaf man who was listening to God struck straight to my soul. Sweat dripped from Beethoven’s forehead on to my bruised heart.）
Bourdelle是在1888年畫下了日後貝多芬半身雕像系列的第一章素描，後來這系列雖不算多麼標新，但已然可見法國現代雕塑之父羅丹所帶給他的影響跟啟發。1901年，Bourdelle 創作了青銅貝多芬雕像，定名為Tragic Mask。在這件作品上Bourdelle的力道、手法、表現力、情緒張力與內在的各種波濤洶湧是那麼顯而易見。後來有人說這也是雕塑開始脫離當時主宰它的新古典與浪漫派的開始，是雕塑走上現代藝術之路的起點。
Bourdelle在雕塑貝多芬的半身像時，常聚焦在他的額頭跟蓬亂的頭髮上。他的作品雖可見合作十五年的羅丹所給他的影響，但也逐步走出了自己的風格，而這些半身像系列後來也是Bourdelle這位完成過許多紀念碑的雕塑家創作生涯中深受巴黎藝壇認可的其中一些作品。
從27歲到過世為止，Bourdelle 一直都持續雕塑著貝多芬。目前留下來的貝多芬像有45件。他從最初只是覺得他跟貝多芬長得有點像，到後來幾乎把貝多芬受苦於耳聾卻還能一直不斷創作的奮鬥精神內化到他心中，以致最終他能如此深刻地在雕塑裡表現出貝多芬內心的掙扎與一生的奮鬥。貝多芬真可謂是Bourdelle終生的主題啊！1929年，在他過世前依然雕塑著貝多芬，這兩個命運中的摔跤者終於能在天堂相會，緊握彼此的雙手，永不離分了。
我仍在學習 Aun Aprend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