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明來自需要 /誕生於賭桌上的三明治

夏天一到,我們家裡常常以蔬菜三明治作為正餐。然後我突然就在The Garden of Eating這本書中讀到了一小段關於三明治的由來。原來是曾做過英國第一海軍大臣的John Montagu – 第四代三明治伯爵(the 4th Earl of Sandwich)在賭桌上發明的。跟那些一開始打牌就不想起身離開牌桌的人一樣,當時這位英國伯爵就是想要一份food of convenience ,於是三明治就這樣誕生了。據說當時大約是1762年。雖然後來有人認為John Montagu不是在賭桌,而是在書桌上發明了三明治的,但總之這發明就是來自確切的需要。

John Montagu,我們就叫他三明治伯爵吧!這位伯爵在1718年出生於英格蘭的Cheswick,四歲時父親就過世了。母親火速改嫁,把他留給了祖父母,祖父在她十一歲生日前過世,而祖母居然帶著家裡剩下的錢,獨自跑去巴黎承襲了爵位,名下沒錢的John Montagu就這樣承襲了祖父的爵位,成為了第四世三明治伯爵。

後來第四世三明治伯爵進了伊頓學院研讀拉丁與希臘語,1735年春天他進了三一學院,念了兩年書就決定要到歐洲各地去旅遊。他在法國待了兩年,然後又走訪了希臘、義大利等許多國家,一生並無取得大學學位。他喜歡收集古錢幣和出土文物,並於1740年獲選為皇家學會會員。

1739年,John Montagu進入了上議院,因為支持當時的第一海軍大臣貝都福公爵他,所以官場一路得意,不時受命出征。幾年後,他甚至代表英國到荷蘭出席重要和談,1748年他晉升為英國第一海軍大臣。卸任後還被指派為特派大使,出使過馬德里。

Montagu在1763年短暫地回鍋又出任了第一海軍大臣,沒多久又改任北方大臣(就是管北歐那邊的事)。兩年後北方大臣卸任,他又做了郵政總局局長,接著再度出任北方大臣。到了1771年五十三歲時,竟然第三度被委任為英國第一海軍大臣。

另一方面,他曾在1776年派遣Captain James Cook庫克船長進行環球航行;還贊助庫克等人出海探險。庫克船長為答謝三明治伯爵的贊助,在1778年便把新發現的夏威夷群島以三明治群島命名。其實,三明治伯爵自己的一生有許多遊歷。他曾於1738年至1739年出遊地中海一帶,到訪過當時只有一個島民的蘭佩杜薩島(Lampedusa)。

在Montagu第三度擔任第一海軍大臣任內,英國在北美殖民地爆發了獨立革命,當時他未能勝任職務,又私自出賣官職、任海軍資材被挪用和盜竊,同時面對海軍軍艦老化,卻又不進行翻新與現代化,以致英軍不斷失利。這一切都使原已聲名不佳的他變得更不受歡迎,以致他在1782年六十多歲退休時,民眾居然都給他喝倒彩。

在海軍生涯完全終結後,三明治伯爵轉而將精力轉放在音樂上,他對一些已創作超過200年的音樂特別感興趣。除了贊助音樂家外,他還成立「輪唱團」,讓專業歌唱家在他家中舉行音樂會。三明治伯爵對成立古代音樂演奏會(Concert of Ancient Music)有一定的貢獻,是他開啟了第一個以舊時卡農式曲目為主的公眾演奏會。

至於在私人生活上,John Montagu不算是幸運的男人。他的第一任妻子是一位子爵的女兒,兩人育有一子。不幸的是,妻子患上了精神病,兩人被迫分居,此事對伯爵造成了很大的打擊。後來伯爵長期與他相識多年的一位歌劇女演員同居,雖生了幾個孩子,但始終沒有再婚。可惜好景不常,這位同居女演員於1779年在皇家歌劇院門口被求愛不成的神職人員開槍打死,伯爵再度受到重擊,陷入無法克服的憂鬱,自此在傷痛中度過餘生。孟塔古於1792年4月30日逝世,終年73歲。

Museum number
1902,1011.2364
© The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

他生前一位摯友Mary Fitzgerald女士說:「Montagu聰明過人,閱人能力極佳,也擅於與人共事。還有他有洞悉問題的能力,但就是耳根子軟,然後要不是跟人太疏遠 ,就是跟人太親。」

在各種他喜愛的賭博遊戲中,尤克紙牌(Euchre)是Montagu最喜歡的一種。他是在服務於英國海軍時,學會這紙牌的。在海軍裡,大家常會趁閒暇時一起玩牌。後來他喜歡在家裡打牌,牌友來自歐洲各地。打牌時,他絕不離桌,所以常叫僕人為他準備兩片白麵包夾著幾片生肉,當時沒人會這麼組合著吃,牌友們也會跟著說:「給我也來一份跟三明治伯爵一樣的東西」。據說這就是三明治的由來。當然也有傳記作家說Montagu很勤於公事、藝術與音樂,三明治不是在牌桌上發明的,而是在書桌上發明的。

當然,Montagu這種吃麵包夾肉的想法似乎是前所未有,至少可能因為沒什麼重要,所以史料上從未有過記載。大家心中到底覺得三明治是誰發明的也許各有答案,但就算不是這位三明治伯爵發明的,三明治之名也是來自他不過,Sandwich就真的是他的姓氏啊!

Antoine Bourdelle雕塑工作室 / Musée Bourdelle, Paris

1925年,Bourdelle與美國舞者Grace Christie

因為Jerome,我才知道了法國雕塑家Emile-Antoine Bourdelle,他曾是羅丹長期的好助手,也曾是馬諦斯與賈克梅蒂的老師。2017年我們一到巴黎時就去了他位在蒙帕那斯區的雕塑美術館,也就是他生前的工作室。在這個人煙稀少的藝術家小型美術館裡,我們度過了好幾個小時,不管是室外的花園或陳列舊物的美術館都非常值得一看。老實說,這對我來說比擠在人山人海的羅浮宮有趣一些,或許是因為他給人留了沈思的空間,再加上Jerome能為我把雕塑的過程說明得萬分清楚。
(花園裡滿是Bourdelle的作品)

現代雕塑的先鋒Antoine Bourdelle出生於1861年,是家中的獨子,68歲過世。從小在學校就已顯露出他在繪畫上的天份,他當時的老師Mr Rousset甚至讓他坐在一個遠離班上所有同學的高處,在那自由自在地創作。十三歲時,Bourdelle加入了父親的木匠工作室成為學徒,然後晚上就去學畫,同時也學習如何靠老舊的石膏模型來學會翻模的技術。他的天份立即就受到了蒙托邦學校的認可,十五歲時便拿到獎學金,並通過了考試,進入了土魯斯藝術學校。

Bourdelle 在土魯斯度過了孤單又充滿刺激的八年學生生活,但學院式的紀律其實並不合適他的個性。23歲時,他以第二名考上了巴黎藝術學校,然後在雕塑家兼畫家Alexandre Falguière的工作室待了兩年。年輕的Bourdelle就在這時明白了自己對那些藝術圈裡的比賽跟獎項都受夠了,他不願再追隨那樣的體制。

1885年他搬進了現在成為美術館的地方(18, rue Antoine Bourdelle巴黎十五區),開始將此作為工作室,並且在此度過一生。
(以下都是在他的美術館裡留下的過往的工具與陳列,充分地說明了雕塑的過程)

同年,他得到了法國藝術家沙龍的獎牌。這雖使他成名了,卻不代表日子從此好過。1893年,羅丹雇用他成為praticien(雕塑家助手),兩人自此展開互相尊敬的長期合作關係。

1900年,他與Rodin、Desbois一起在蒙巴那斯區創立了免費的雕塑學校the Institut Rodin-Debois-Bourdelle,其中一位學生就是後來也創作過優秀雕塑作品的馬諦斯,可惜的是這學校沒有維持很久。就在這同一時期裡,Bourdelle為找尋自我風格,決定要脫離羅丹的風格。從那年起,他開始在作品中展現了不同的思維。1905年,四十四歲的Bourdelle才在Parisian藝廊有了第一次的個展,他展出了39件雕塑、18幅繪畫與21件素描。然後他在1908年才真正離開了羅丹工作室,結束了兩人十五年的合作。

1906年,Bourdelle四十五歲,他在父親過世後決定將自己的名字改成與父親同樣的Antoine。後來他也再婚了,第二任妻子原籍希臘,她與他們的女兒日後經常成為Bourdelle靈感的來源。

1909年開始他開始在巴黎6區的大茅舍藝術學院(the Grande Chaumière Academy)教書。當時他的學生有畫家馬諦斯、如今身價最高的雕塑家Alberto Giacometti、後來一直與Bourdelle工作到過世的女性雕塑家Germaine Richier與捷克雕塑家Otto Gutfreund。

Bourdelle在1910年的巴黎the Salon of the National Society of Fine Arts中展出了作品拉弓的赫拉克勒斯(Héraklès archer ),廣受好評。許多美術館相繼展出此作,到處都可見複製品,甚至在小孩的教科書上都介紹了這個作品。

Hercules the Archer拉弓的赫拉克勒斯
作品以希臘神話人物為題材表現現代人的精神與力量,兩塊巨岩托起了神話中的英雄,他全身肌肉緊繃,怒目圓睜,將長弓拉成滿月狀,充滿了起伏韻律,充分表露了Bourdelle的新風格。

不久後Bourdelle又接到了香榭大道劇院的設計案。從建築、雕塑到繪畫,他統籌完成,並再度證明了他能把一切做成如紀念碑一樣的功力。

Bourdelle一生深受貝多芬音樂的啟發,他一生雕塑了多達八十座的貝多芬像。更不要說是那些數不清的手稿了。1913年,他接手了香榭麗舍劇院立面的裝飾與中庭的設計,這也宣告了裝飾風藝術(Art Deco)的登場,是邁向現代主義重要的一步。

一次大戰期間單在巴黎的Bourdelle在戰爭期間甚至接了阿根廷一個藝術金主的案子,在1925年於布宜諾斯艾利斯完成了為阿根廷解放而戰的阿爾韋亞爾將軍的紀念碑。1929年他在巴黎完成了第一個重要的公共雕塑-波蘭英雄Mickiewicz(浪漫主義代表詩人)的紀念碑。同年就因病過世,死後葬於蒙帕那斯公墓。

Bourdelle創作的Adam Mickiewicz 紀念碑 

就在他過世前不久,還創作了最後一座貝多芬像,定名為「引人憐憫的」。他說:我們是兩個從未被分開的摔角手,我們可以十指緊扣了。( We are two wrestlers who have never been separated. We can clasp hands.)

而他從前的這個工作室則是在1949年轉為了美術館,所在的街道則從the impasse du Maine更名為rue Antoine Bourdelle。對了Bourdelle的兒子Pierre Bourdelle (1903–1966)後來也成了一個藝術家,活躍於美國。

台灣的顏色 / 台南街角偶見

很多繡莊的色感都偏向俗艷,這是我少見把漸層處理得好的作品。

這是近年來,會讓我覺得可稱之為「台灣的顏色」的銀蔥繡作。

台南街角偶見,無法問及繡莊與師傅。

沈浸於爵士與古典的相遇 /瑞典爵士低音提琴家Lars Danielsson

(太精采了!音樂都從他們骨頭裡來的!)

1958年出生在瑞典東部一個工業港城的Danielsson,擅長鋼琴與大提琴。在自己的爵士樂團中,他既是樂團團長,也是伴奏者與製作人,因著這個爵士樂團,他走過許多國家,也跟許多聞名於世的音樂家合作過演出或錄製過專輯。然後他也負責歌手妻子Caecilie Norby與丹麥國家交響樂團的音樂製作。

(Lars 與妻子Caecilie也是舞台上的好夥伴)
(非常他們的hallelujah!)
(Lars 與太太Caecilie的合作也是真美。)

Lars Danielsson是一位充滿舞台魅力的爵士音樂家,年過六十,但演出時的熱情不減。他說這一生影響過他的音樂家包括巴哈、披頭四、佛瑞,這或許是他的室內爵士樂(chamber jazz)為何總給人一種介於爵士樂與東歐古典音樂的感覺。在他為德國廠牌ACT錄製的六張專輯裡,他的曲子總是同時呈現出了他性格中的溫柔以及那可能與生活在北歐淒寒中而來的冷冽。音樂,讓他有了更多的自省與機會去探索出優雅的爵士與古典因樂相遇後可能碰撞出的藝術。後來我有一回問起日本的double bass音樂家Yuta Omino,原來他也很喜歡Lars Danielsson呢。

2012年他曾出版過一張名為Liberetto的專輯。一般我們知道的「libretto」這個字,用在歌劇或古典音樂上要遠多於用在爵士樂上,Lars Danielsson說:「你看!這是我自己造的字啊!它比libretto多了一個e,是liberetto,為的是把它與我在2005年的專輯Libera me串起來。這樣一來,專輯之間就有一種連貫性,而且也呼應了古典音樂中的libretto這個術語啊!」
(註: 歌劇的歌詞往往紀錄在libretto裡,此字意指辭本、劇辭或是小冊子。)

他滿腦子是如何讓爵士音樂如何與古典音樂有最美的邂逅!而我覺得他做到了。

偶然得見生花生,才知葉子治失眠。

活了五十多年,頭一回這樣見到花生。
這是雲林四湖種的花生,老闆說一年只收兩季,就七月跟十一月見得到它們。
生花生放電鍋裡,水要淹過它們,撒些鹽。
內外鍋都放了水後,煮了。最後就是水煮花生。
是吾父吾母喜愛的一味,夏天還要凍過,更加爽口。
花生煮了,那那些乾掉的葉子呢?
原來這葉子治失眠。

所以失眠的人可以試試花生葉。
老闆說洗一洗當藥草煮,煮了湯,喝了安神。
是不是呢?查了一下,似乎是的。
就說花生葉晝開夜合,與我們睡眠節律相通。
又說葉子裡有某種類似人體內「睡眠肽」之類的促睡成分。

總之,神奇著呢!


就算我沒能成功改變什麼,至少這電影可能引發討論。/黎巴嫩導演Nadine Labaki

我是在接近午夜,看完了這部電影。胃痛,陷入一種無言的狀態。片中的畫面對我一點也不陌生,因為那就是連續好幾年我在尼泊爾、印度看過的景象。貧困、混亂、家庭功能瓦解、階級欺壓、人口販賣等等,而孩子們的確是這些社會惡性循環中最大的受害者。就像黎巴嫩導演Nadine Labaki說的一樣 ,「兒童是所有戰爭中最大的犧牲者。」(Children are the first to pay for our wars)。

電影伽百農導演Nadine Labaki 透過了在黎巴嫩貝魯特街上謀生的男孩Zain淒慘的故事,提出了在戰爭的影響下現身於世的「現代奴隸」。這是一部讓我看時落淚,觀後無語的電影。因為,它真正帶給我的,其實是一種鑽刺心臟一般的痛。即使最後有令人終於能為主角稍感開心的一幕,整體來說,它還是引發了帶著心痛的提問。我們大人們,到底在搞什麼啊?

目睹了孩子們在街道上流浪、乞討、謀生、被剝奪了最基本權利後,Nadine Labaki 拍出了伽百農(Capernaum)這部電影。「Capernaum」指的是聖經記載過的一個現已荒廢的村莊,而法語的「Capharnaüm」則意指混亂。本片是關於目前世界各地很多孩子的現況,Labaki相信她絕不是看過這些事後,唯一一個心有所感的人,但跟絕大多數人不同的是,她覺得她應該把想說的話表達出來。

伽百農講述的是一個十二歲的黎巴嫩男孩Zain (主角本名Zain Al Rafeea)與數個兄弟姐妹生活在赤貧的狀態中,當他最後憤而離家時,幸運地得到了衣索比亞一個非法移民媽媽 (Yordanos Shiferaw飾)的收容,但最終竟在這個媽媽因非法居留被逮捕後,不得不照顧她留下來的襁褓中的男嬰(Boluwatife Treasure Bankole飾) 。男孩Zain後來因為殺人罪被判了五年刑期,之後在獄中決定控告父母生下他們這麼多孩子卻沒有能力好好照顧他們。

導演Nadine Labaki出生在黎巴嫩貝魯特,自覺有責任對目前貝魯特貧困孩童所面對的黑暗處境點燃一盞燈火。所以她決定用她最擅長的工具,也就是拍電影,來為這個問題做點什麼。她說:「就算我沒能成功改變什麼,至少它可能引發討論。」而劇本的起源則是來自她有一天看到一個小孩跟他母親坐在人行道上。媽媽在乞討,而小孩就在一旁打瞌睡,因為環境實在太不舒適,所以這孩子一直沒有真的睡著。當時Labaki就想著:「如果孩子能說話,他會說什麼呢?他會想告訴世界什麼?他會對忽視他如何奮力求生的這個社會說些什麼?」

伽百農一片贏得了2018坎城評審團大獎。Nadine Labaki在一個訪問中說到:「無論如何,片中的主角男孩Zain就是世界上那百分之二十五沒有得到妥善照顧的孩子的之一,他們在受虐、家暴與缺乏愛的惡性循環下試著求生。而根據許多研究,我們都知道這樣的孩子裡有百分之七十五左右最後會淪為罪犯或染上毒癮。只有其餘四分之一的孩童能有辦法去活出一個值得活下去的人生。而Zain就是這少數人之一。」

至於那無法逃脫惡性循環的百分之七十五的孩子們,Labaki說:「我們當然可以說人各有命,但是問題是『有誰有權利對孩童表現得那麼不負責任嗎?』我的電影陳述的正是讓孩子們處於劣境的這整個體系。我凝視的是一個很根本的問題,也就是為什麼我們自動地給予成年人生育孩子的絕對權利,但我們卻沒有給孩童一個滿足他們基本所需的絕對權利?對我來說,這兩者都應有其權利才對。但目前是極端的不平衡呢!我曾經跟很多孩子聊過天,親眼目睹過他們的憤怒。他們跟我說了許多他們經歷過的極端虐待跟不被照顧,百分之九十九的孩子都說如果他們不被父母所愛,或被他們施虐、強暴,那還不如死了好。有的孩子甚至已把這些長期的暴力內化成自己的存在根本就是個屎、寄生蟲或蒼蠅。這當然不讓人意外啊!因為他們從未被告知自己的存在是有價值的。他們的自我認同感低到一個你看不見的地方,簡單來說這些孩子甚至連自己到底幾歲都不知道,所以他們才會回答你說『喔!我大約十二歲吧!』。他們沒有出生證明,他們的父母也可能就根本不知道他們是哪一天生的。」

伽百農一片中飾演Zain媽媽的這個角色其實生下了十六個孩子。那麼這片子也可以讓我們來討論一下「節育」是否能改善這個問題。Labaki認為那種覺得就是要多生孩子的文化當然創造出這個問題的原因之一,但我們也無法以篇概全,我們必須從每個個案來討論。比方有些母親可能生二十個孩子,但她能給予這二十個孩子足夠的愛;有些生活富裕的母親卻也可能對自己唯一的孩子都無法擁有同理心。然後也會有經濟困頓、對孩子缺乏關愛的父母就這樣把孩子推上街去乞討,因為搞不好孩子靠同情討來的錢比他們自己出去謀生能賺到的還多。

這部片子無疑是對社會一個很嚴苛的評論,Zain最終對生下他卻不能好好照養他的父母提出告訴。Labaki的確透過此片深刻表達了她對於自己家鄉黎巴嫩蔑視孩童權益的現況。事實上。黎巴嫩長期來都有著種族主義的問題,移工與童工都沒有應得的基本權益。Labaki擔憂地說:「黎巴嫩真正的情況恐怕是比我在影片中讓大家看到的更嚴重、更難以置信。雖然它在人道主義上比其他中東國家好,儘管自身面對著經濟與政治的問題,但還是收容了超過兩百萬的難民。尤其是一些理想主義者,他們很願意接受敘利亞難民,可是在此同時那些擁有權力卻貪腐的政客跟一些人們卻也渴望能發難民財。」這使情況日趨混亂,也就是這樣,本片才會被定名為「Capernaum」,尤其在法語中它指的那種失序與混亂,一種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把東西亂堆的地方,現在的情況就是這樣。黎巴嫩的種族主義造成了現代奴隸的存在,造成了還未成熟的女孩就被童婚掉的慘境,說穿了是有著列不完的社會病態現象。

事實上,伽百農這部電影所描繪的情況並不單單發生在黎巴嫩而已,在全球各地都有,當然嚴重性有所不同。貧窮在哪裏都有,從洛杉磯到慕尼黑,每個社會都把窮人邊緣化,理想上都希望他們不被看見。不管是衣索比亞、印度、巴西或敘利亞,孩子是任何一場戰爭或衝突中最大的犧牲者,而我的目標就是要藉由我的電影,讓他們的聲音被聽見。

Zain這個角色雖然是一位生活在黎巴嫩的難民,但他也是許多類似處境的孩子的代表。一個無法在夜裡安然入睡的男孩會有什麼樣的心聲?那個曾經成為全球頭條的,在地中海溺亡最後屍體在海灘的被拍下的男孩Alan Kurdi會有什麼心聲?那些在美墨邊界上被強行帶離父母的孩子會有什麼心聲?

Labaki說:「在黎巴嫩,因為移工無權帶著他們的孩子一起,所以一旦被發現,孩子就會被當局帶走,但就算如此,有些移工還是能在非法的狀態下把全家都帶在身邊。萬一被逮到,他們有可能都會被遣送回去,或者孩子就先被出逐出境。這樣的事每天都在發生,而且也助長了黎巴嫩的貪腐敗壞,因為有些勞工就是專屬於他們的保證人,這些保證人主宰了所有事,有些移工甚至必須住在保證人家中,沒有私人生活,不可能談戀愛或結論生子。這就是現代奴隸。」

在坎城影展拿下了評審團大獎的Nadine Labaki說起來是為三個族群地人建立了一個了不起的里程碑 – 阿拉伯電影、女性電影導演、貧童。三者中尤以貧童最為重要,它覺不僅限於難民兒童而已。 Labaki用心點出了問題所在,那些出生於貧窮之中的孩子幾乎像是沒有任何記錄來說明他們的存在。她在得獎後說:「這個獎是屬於本片中所有人的,他們以他們的人生,他們所受的苦以及他們所經歷過的問題,一起贏得了這個獎。」

多數在本片中出現的角色都是Labak花了兩年時間研究時,在貝魯特的街上發現的人,而她很高興地把這個榮耀獻給所有演員。她認為片中每個角色都表達出了他們各自的處境,這才是本片最大的成功。在這之前,說真的,這些人之於世界根本就是不存在的。 他們多數連證明他存在的文件都沒有,而忽然之間他們的處境被看見、被討論,他們的才華被認可,這對她才是最大的成就啊!

在坎城播出後,Labaki i看著含淚的觀眾們起身鼓掌長達15分鐘,她希望觀眾走出戲院時不會忘記他們所看過的。拍電影的目的不能讓電影只是電影而已,它應該牽引出一些改變,這是Labaki拍電影的目標。她說:「我或許有些天真,但我認為人們走出戲院時,會對片中的這些人有不同的看法。很多人跑來跟我說他們開始會停下來跟這樣的人談話,這就是改變的開始。就算我天真至此吧!我真的希望這部電影不只是一部電影而已。我們經常因為有些問題大到自己覺得無能為力,而轉過頭、閉上眼,而我期待這部電影能稍稍改變大家這樣的態度。」

至於當今阿拉伯電影的發展,Labaki也承認她的得獎以及之前Ziad Doueri因為The Insult被提名奧斯卡,把阿拉伯電影引到一個新的發展方向。有很多電影素材從政治議題而來,因為世界的未來某個程度似乎決定於中東的未來,有許多有趣的議題終於可藉由電影來討論,也有越來越多的導演試圖陳述他們的觀點。Labaki認為當你是一位來自中東的導演時,你會因為你所來之處而有一種特別的責任感,需要更以藝術家而非只是電影導演的角色來表達所感,為什麼呢?因為藝術是無法跟政治分離的。我們如今需要的是另一種社會與系統,而我們需要藝術來幫助我們思考這些事。

Labaki讓十二歲的敘利亞難民孩童Zain Al Raffea藉由她的創作,登上螢幕,引發討論與思考,而且也因此成為了去年坎城影展的焦點人物之一。 Zain當然為這樣的成果感到驕傲,即便圍繞他的鎂光燈讓他很不習慣。因為那與他來自的背景實在是相差了十萬八千里啊! Zain是個有經歷的孩子,他的人生雖不長,但那些他所見過的事,讓他有種「還有什麼我沒見的嗎?」的樣子。電影得獎他當然快樂,但就僅此而已,他有個艱難的人生,而那就是我們應該駐足凝視的。事實上所有出現在此片中的孩子都有著我們應該去思考的一下的辛苦人生。這部片子如何能真正對這些孩子的生命造成一些改變呢?

為此,Labaki 採取了行動。她說:「我不是唯一對此有責任的人,單靠我也不夠。我們需要集結更多人的努力才行。即使我用盡全力,也不可能把所有在街道上的孩子們都拉出那個黑洞。當我在坎城慶祝著電影的成就與生命的美好時,我知道這些孩子的人生多麼不易,使我不由自主地覺得那樣的歡愉是有些罪惡的。我也是被撕裂的啊!我應該有什麼感覺?當下我應該有什麼感覺才是對的?」總之,Labaki 就是好希望這電影能是改變貧困街童與難民兒童悲慘命運的契機。她是這樣希望的……

後記:
2018年十一月,從Labaki口中我們得知了片中主人翁Zain Al Rafeea的現況。這敘利亞難民兒童最終得到了挪威護照,也在挪威住了下來,他在2018年的夏天抵達那裡,這一生的第一次上學即將到來,他正在學習讀寫。他仿佛重獲了該有的童年,他玩樂的地方在花園裡,而不再是那個他得帶刀而去的垃圾場了。


才情也需貴人識 / 以色列低音提琴手 Avishai Cohen

1970年出生的以色列裔爵士樂手Avishai Cohen既是一個低音bass手,也是一個歌手、作曲與編曲者。他出生於以色列北方的Kabri的一個Kibbutz(吉布茲:純猶太人聚落,混合了猶太復國主義(錫安主義)和共產主義,試圖建立烏托邦集體聚落。所有成員共享財產,收入均分,社區免費供應三餐、水電、交通、教育甚至醫療等,讓每個成員都享有齊頭均等的生活,也能自由選擇加入或退出)。這就是他出生的地方。

一直到六歲他才隨著也都是音樂家的家人搬到以色列西部。九歲開始學鋼琴,十四歲時學低音吉他。後來在軍中樂隊裡演出了兩年。兩年後搬到紐約,開始結識其他的爵士樂手。一開始為了待在美國,他還做過工地的工人。據他自己說,搬到美國的第一年是他人生中最艱苦的一年,那時他只能在街道、公園、地鐵中演出。他後來進了紐約的The New School for Jazz and Contemporary Music繼續專研音樂,在那期間他開始在幾個酒吧裡演奏拉丁爵士,然後終於等到了鋼琴手Danilo Perez的邀約,加入了他的三重奏。

在一些小型酒吧演出了一段挺長的時間後,Cohen有一天接到了大名鼎鼎的爵士鋼琴家Chick Corea的電話,並邀請他一起錄製專輯。1996年,Cohen成了Corea六重奏的創始成員,之後在Corea的品牌下發行了最早的四張專輯 。直到2003年他自創他的音樂品牌前,Cohen都在Corea的樂團中演出。至今為止,他的Avishai Cohen三重奏成員一直未變 (以色列鼓手Daniel Dor與鋼琴手Nitai Hershkovits)。

而在那段與Corea演奏期間,Cohen其實也跟許多其他的爵士樂手合作過,比方Bobby Mcferrin、Roy Hargrove、Herbie Hangcock、Claudia Acuna、Alicai Keys與以色列愛樂等。Cohen無疑是當今最傑出的以色列爵士樂手,也是這世界最有影響力的低音提琴家, Chick Corea甚至曾經稱讚過Cohen是天才音樂家。

2002年自創音樂品牌Razdaz Recordz的Cohen曾說:「我最感興趣的是將對於將Jazz、Rock、Pop、Latin與funk音樂融合在一起。我時時刻刻都充滿了想法,我之所以成立自己的品牌就是因為我總是參與了很多不同的音樂計劃。」到2012年為止,Cohen的品牌已經出版了十二張專輯,其中有五張是他的作品,其餘的是旗下其他爵士樂手的專輯。

在Cohen發行第一張專輯Lyla時曾說:「Lyla這專輯反映出了作為一個藝術家的我到底是個怎樣的人。當時我們的The International Vamp Band已經巡迴演出了兩年,而我想將那一切記錄下來。我另外也跟以色列鼓手Mike Starr成立了一個搖滾樂團Gadu。Mike Starr是當今年輕爵士樂鼓手中數以數二的一位。Gudu在紐約紅了起來,而我也因此有機會探索更大的音樂領域。當然在這首張專輯中,我也試圖 向Chick致謝,畢竟我跟他合作了六年,演出了數百首曲子,我們是緊緊相連的。」

Cohen的音樂裏,總帶著中東、東歐與美國非裔美洲風。而他若有演唱時,常常會唱到 Ladino語( Judaeo-Spanish拉迪諾語)的歌曲,這是他從母親那邊所受到的影響,比方在他就唱過一首非常有名的Ladino語的歌叫做Morenika,這是他成長過程中在家常常聽母親唱的歌。

Ladino語( Judaeo-Spanish拉迪諾語),又稱作猶太-西班牙語,是一個源自於中世紀西班牙語的羅曼語言,使用者主要是塞法迪猶太人。身為猶太後裔使用的語言,拉迪諾語融合了希伯來語和亞拉姆語,也受到阿拉伯語、土耳其語和少部分希臘語等語言的影響。


從母親那,收到一個珍珠戒指後

7.26不是什麼特別的日子,午間有大雷雨,一陣又一陣,也許是百合颱風正在行進至日本所引起的吧!雨過了,又下,又下。
給父母帶了櫻餅和菓子,有茶佐之。後來,母親給了我這個戒指。非常簡單,沒有一點點多餘的裝飾。正是我喜歡的樣子,那樣簡單。
有一天再望著這個戒指時,總有那麼一天的,也許就是很多親友都不在人間了。徒留戒指,人事躲不過全非,這一定就是人生吧!
睹物所以思人,是因為人帶著感情,回憶的經緯是感情。
回家之後收到又青的訊息,她寫著:「裴利(Vivian Gussin Paley)昨晚走了。」她非常難過。我提起兩週前才見過也受到裴利啟發而投入幼教的兩位紐約客。

又青說:「應該來做些什麼,紀念裴利。」我說做場朗讀之夜吧!朗讀她關於教育的那十三本書裡的片段,那應該一定有著我們這一代還在「思考教育是什麼?」的人該聽的話語與該有的智慧。那一定有著僅僅是作為人的我們,值得深思的話….

又青說,她也想要為她種一棵樹。我覺得真好。

在影片中看到裴利的一些談話,神情語氣是那麼堅定,而又同時是那麼溫柔啊!那些對「一個人的起初」如此好奇,如此投入跟在意的教育工作者,在天上,也應得掌聲與致意。



帶我往大海而去的巴洛克音樂 – Jean-Philippe Rameau

在我們奔向海邊的路上,Jerome播放著近來他在工作室裡唯一能聽得下去的古典音樂。我們一邊聽著Jean-Philippe Rameau的作品,一邊談論著古典之所以成經典,實在是因其無比雋永。
出生於1683年,比巴哈大了兩歲的哈摩Jean-Philippe Rameau(-1764)是法國巴洛克時期的作曲家,本來是以演奏管風琴、大鍵琴而聞名。當時的法國不同於德國盛行著管風琴和古鋼琴,反倒是大鍵琴Harpsichord在法國極具優勢,而哈摩即被視為大鍵琴創作的集大成者。

(哈摩在1728年的作品)

18世紀前後,法國國王路易十四積極想推展各種藝文活動。當時,橫掃歐洲的是義大利歌劇。所以路易十四也希望能發展出法語歌劇,然而,法語的歌唱性終究不如義大利語,所以始終難以蓬勃發展;而哈摩使這樣的情況得到了改善。哈摩在前輩盧利 (Jean-Baptiste Lully, 1632-1687)針對法國語言與文化上的特色所發展出來的「抒情悲劇 (Tragedie lyrique)」基礎上,加入了自己的想法,改良出新的風格。除了歌劇上的改革外,哈摩也創建了和聲技法。他在西元1772年出版了和聲學的理論著作,將音樂應當視為一門科學,奠下近代和聲學的基礎。

做為一位歌劇作曲家,哈摩年過半百後才完成他的第一部歌劇,為法國確立了屬於自己特有的歌劇形式,與旋律優美、技巧華麗的義大利歌劇做出了區別。不過,法國的音樂發展後來卻也隨著哈摩的過世而停擺,直到半個世紀後才由白遼士接上(Hector Berlioz)。

哈摩50歲開始寫的一連串的歌劇,涵蓋了喜劇,悲劇,芭蕾歌劇等種類,其中1735年的異邦戀情Les indes galantes最為著名,被視為優美又纖細的洛可可時代的代表作,當時在位的路易十五也在他1745年將哈摩封為皇室作曲家。

異邦戀情Les indes galantes是一齣典型的芭蕾歌劇,不過這個芭蕾其實就是舞蹈,並不一定是我們印象中的現代芭蕾。這樣的歌劇結合了音樂,歌唱,舞蹈,美術等要素,可說是最早的綜合藝術。異邦戀情Les indes gala全劇由序幕及四個獨立的故事組成,中間穿插多首舞曲,其共通的主題是「愛能戰勝對立」,頌揚著愛情的力量。

奔騰啊!Bishop Briggs

在跟Jerome去宜蘭衝浪的路上,他放著Bishop Briggs唱的River。我真喜歡!所以看了一些關於這位出生在蘇格蘭的歌手的一些訪談。原來,她是這樣的一個人啊!

出生於1992年的Bishop Briggs原名Sarah Grace McLaughlin,她說:「我並不想成為什麼傳奇。我只是希望人們聽我的音樂,並在離開我的音樂會後感到有所啟發而開始去書寫他們自己的故事。那是我最大的目標。

我想此生很重要是的成為一個善良、感恩,又總是充滿創造力的人。我是一個很活在當下的人,當我在台上唱歌時,我就是真的在那些歌裡,真實感覺著它們,宛如那就是我的日記一樣。也就是因為這樣,我覺得珍惜自己所在之處,然後好好去把要唱的歌唱好是很重要的事。我唱的歌,寫的都是真實的事,而非杜撰的故事。

有人問過我,我為何能活成今天這樣子,我想我最幸運的事之一應該是有非常支持我的家人,是他們使我變得堅強。我的家是我能全然表露自己的地方。於是,我能全心追求忠於自己的夢想,這真的是因為我有很棒的家人。

我記得小時候我們住在日本時,家裡客廳總是播放著Motown音樂與Aretha Franklin、Otis Redding、Etta James跟Janis Joplin這些人的音樂 ,而我們那個客廳的背景就是東京鐵塔,這些對我都是有影響的。當然在日本時,免不了就有卡拉ok,每個週末我都會唱的,這讓我有了表演的慾望,很想看看到底聽音樂可以帶給人多大的歡樂。唱卡拉ok是一種表演,不單單是會不會唱歌而已,所以我有時候會用很誇張的方式表演Bohemian Rhapsody

我們在日本生活六年後,全家又搬到香港,當時我正是青春期。第一次心碎,第一次戀愛,這些都是寫作的素材,而且日漸增多。簡單說,因為日本的人生經驗,我想要表演,想要做音樂。而香港的人生經驗則讓我盡情寫作,並深深了解只有做音樂才會使我生命得到滿足。

透過 WordPress.com 建置的網站.

向上 ↑

使用 WordPress.com 設計專業網站
立即開始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