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蘭世界新聞攝影展 2019年首度於伊拉克展出

(圖片來源world press photo)

荷蘭世界新聞攝影展舉辦64年以來,以「2017/18/19三年精華展」的特展方式,首次在伊拉克展出。展出的三個城市是巴格達、伊拉克北邊的庫德斯坦(庫德族自治區)的首都Erbil與庫德斯坦的經濟中心Sulaymaniyah。使這個展覽得以在2019年發生的的主要推手是曾經擔任世界新聞攝影比賽評審的Ahmed Najm。

(Ahmed Najm/ 圖片來源world press photo)

Ahmed Najm在WPP的訪談中提到:「我之所以會想在伊拉克舉辦這個攝影展是因為我弟弟Kamaran Najm是創辦了伊拉克第一個攝影通訊社Metrography的其中一人,他每回旅行都會帶攝影書回到Sulaymaniyah。然後通訊社裡的攝影工作者們都會閱讀這些書,並且分享彼此的心得,而這些攝影圖書多半都是世界新聞攝影基金會出版的年鑑。我弟弟總是常說有朝一日他一定要把世界新聞攝影展帶到伊拉克來,那大家就不用只看年鑑上的照片。

Ahmed Najm認為在伊拉克舉辦世界新聞攝影展有兩個很重要的原因,第一是讓他弟弟Kamaran Najm想要在伊拉克舉辦這個展覽的夢想成真。事實上Kamaran Najm在ISIS開始攻打伊拉克時就受了傷,後來也被ISIS抓了,至今未有下落。第二則是因為多年來世界新聞攝影展中屢屢可見關於伊拉克的照片,但這個國家卻從未有機會舉辦過這個展覽,也無從讓伊拉克的攝影記者們能從展覽作品中得到更多專業啟發,看見新聞攝影的不同角度,以及理解全球議題被報導出來的重要性。

(圖片來源world press photo)

至於展覽為何選定伊拉克巴格達、Erbil與Sulaymaniyah這三個城市的原因則是因為伊拉克與庫德族自治區其實有著不同的社群與教派。為了保持一種平衡,所以除了在伊拉克首都巴格達展出外,展覽也拉倒庫德自治區的首都Erbil。至於另一個展出城市Sulaymaniyah,則因為它是Metrography通訊社所在地,也就是 Kamaran陳列世界新聞攝影展年鑑的地方,而它也是最多攝影師開始攝影生涯的城市。

這次的世界新聞攝影特展,據說最引發伊拉克人討論跟回應的是環境議題,而且觀眾最快提出的質疑是為何這些事在伊拉克當地媒體裡都沒有被報導過。很多觀眾回訪展覽,認真地閱讀圖說。有些觀眾則提出新聞攝影工作者能獨立工作而不受教派或社群的影響是多麼重要的事,總之當地觀眾透過了此展得到許多刺激與反省。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這次世界新聞攝影展的特展照片都是Metrography通訊社在位於Sulaymaniyah的辦公室裡一張一張印出來的,而運送這些照片到巴格達的途中一共要經過了十六個檢查哨。為了確保照片一定能順利抵達巴格達來展出,Ahmed Najm他們非常辛苦地將作品印了兩套,分走兩個路線,就希望其中一套一定要成功送到巴格達。而這麼做的另一個原因則是因為展期時巴格達最高氣溫可達48度,所以兩套作品如果都到,或許也能夠有所替換,避免作品在高溫下出現變化,影響了展覽品質。怪不得Ahmed Najm會說讓世界新聞攝影展發生在伊拉克基本上是個不可能的任務了。


Eddie Would Go /明明可以成為衝浪明星,卻選擇成為救生員。

以前常說過世上有兩個地方我可能再怎麼有機會都不會去,一個是夏威夷,一個是澳洲。時隔許多年後,發現一個有趣的事實 – 這兩處都在衝浪史上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對於所知非常有限的夏威夷,我其實是透過了衝浪史,才開始探索一二。除了衝浪之父Duke與短命末代女王Lili之外,Edward Ryon Makuahanai Aikau是我想要認識的第三位夏威夷人。

(1971年執勤中的Eddie)
http://www.eddieaikaufoundation.org/p11.htm

只活了32年,經常被大家稱為Eddie的Edward Ryon Makuahanai Aikau,出生在1946年,生前是一位了不起的救生員,也是為聞名遐邇的衝浪人。據說他是歐胡島Waimea灣的首位救生員,曾經救起過500多人,而真正使他名聲響亮的是因為他能駕馭夏威的大浪,是位傑出的衝浪者。一生得了很多獎,包括了1977年以衝浪之父Duke Kahamamoku為名的邀請賽。

出生在夏威夷茂宜島的Eddie在家中排行老三,他的祖先曾是夏威夷國王的祭司。他最初是在茂宜島Kahului Harbor的shorebreak(類似我們說的瘋狗浪裡)學習衝浪。後來跟家人搬到了歐胡島,十六歲就輟學,開始在一個度假村打工,也因此他才有錢買了第一塊自己的衝浪板。22歲時他成為被Honolulu市府聘雇的第一位救生員,他要管轄的地區是North Shore從Sunset到Haleiwa的一大片海灘。而在他擔任此區救生員期間,沒有一個人在這裏因溺水而喪生。

作為救生員的十一年裡,他無法像一般夏威夷海灘的衝浪男孩一樣天天只是顧著衝浪,畢竟他管轄的地區非常之大,光是來來回回忙著巡邏救生就夠他忙的了。但是這是他的選擇,所以有人說他是Aloha精神的實踐者,將助人先於自己的利益。這位連9.1米高的大浪都能駕馭的衝浪高手,在1971年當選了年度救生員。1978年的二月底,電視節目製作人John Orland則成了Eddie此生在Waimea灣救起的最後一人。

1978年,Honolulu一個在地的研究與教育NPO組織徵求著一批要工作長達三十天的志工,這些志工的任務是為了協助古時玻里尼亞人在夏威夷與大溪地之間移民的路線的研究,他們需要一個橫渡4000公里,Eddie成為了其中一員,但這次任務因遇上大浪並未成功,團隊受困在一個島上,而Eddie試圖用他的衝浪板向外求救,他獨自划向夏威夷的拉奈島。後來研究團隊的隊員們雖在美國海防的救援下脫困了,但是Eddie卻失蹤了,屍體從未被尋獲,據說當他趴在衝浪板上划向大海去尋找救援時,因為身上的救生衣太過礙事,所以他脫下了救生衣。夏威夷為了找回這位偉大的救生員,當時不惜動員一切資源,寫下了夏威夷史上最大規模海尋的紀錄。

1980年代,在夏威夷島上常常可見一款寫著「Eddie Would Go」的T恤。海洋史學家Mac Simpson說:「Eddie Aikau是夏威夷North Shore的傳奇,他勇於救起所有人不敢救的人,這也就是為何會有Eddie Would Go這個說法 – when no one else would or could. Only Eddie dared。」這個說法首次出現是在首屆Eddie衝浪大賽時,當時的浪非常大而危險,而當大會正在討論著是否應該要取消賽事時, 新加坡出生的衝浪好手Mark Foo看著當時的浪,然後說:「Eddie would go」。此後,這三個字便成了一句片語。

看到這段關於Eddie Aikau的故事,我想最後他離去的身影應該是深深映在當時研究團隊每個成員的腦海中吧!而對我來說,第一個浮現在我心中的念頭則是Eddie would go, and I ? Would I go?

願于彭先生 天上平安

(攝於展場)

那是很多年前,還在做「感性時間」時,依約地採訪了畫家于彭,得知了他人生的一些事。 然後是很多年後,跟Jerome偶然經過了他住的桂蔭盧,冒昧地按了門鈴,然後隨著來開門的他,走入他的桃花源中。

我們是亂來,他是很真誠。瞎聊了李季準、李天祿這些我人生中的恩師後,他說起了自己後來練功的事。我一邊認真地聽,一邊翻譯給Jerome聽,他聽著聽著,要我問于彭他是否會願意教我們練功。我問了,于彭沒打腔。我又問。他還是沒說話。我再問。他說:「外國人只想快,只會學快,很難學慢。站樁他們就受不了了。」我翻譯了。這次變成Jerome沒說話。可是我竟不要臉的又問了一次。過了一會,于彭說:「如果真願意,你們可以來試試,但只要一開始就要練一百天,你們可以?」好!硬著頭皮我說了好。

過了一週的週日下午,傻不楞登的我們就站在他畫桌附近的榻榻米練起了第一式「站樁」。那真不是普通的痛苦。而且我們未來的百日要練的就是這個,外加另一式,就這樣,沒別的。

我們站樁練功,他則是背對著我們,揮毫在畫他的畫。可是奇怪的是,我就是覺得他背後長了眼睛地在盯著我們。我跟Jerome兩個傻子,就這樣傻傻在他家站樁腳,雙腿直抖,但就是不敢停。可憐他的榻榻米啊!都被我們滴下的汗水給劃出一個腳型來,尤其是Jerome那塊。所以練功後的我們總是又感謝,又尷尬,又抱歉。

那段時間的週日下午,像一場惡夢,又像一種美夢。數週的每個週日,我們都會在他家苦苦做完兩式之後,又快樂地被他招待晚餐,然後有幾次還被他拖出去一起喝酒。非常幸運,非常愜意,如夢,卻是真。就這樣,我們也把百日練完了,然後像一種畢業一樣,我們便不再去了。

幾年後我在忙碌中得知他得了癌症,不接受任何西醫治療,他總是用他的方式活著,畫著,吃著,喝著,玩著,想著,也用他自己的方式迎接了可能到來的死亡。于彭老師後來走了,我每天上山經過他家門口時,常常會想起這個仿佛置身在錯誤時代中的人,想起他的小園林,他的古琴,他的草鞋,他的案頭,他的窗台,他的神情跟笑容,他的嚴格跟幽默,心中常常是很謝謝他的,讓多年後的我都還能在身體不適時有個功可以練。

2019年北美館終於推出了于彭個展「行者 天上 人間」,我跟Jerome看了很久。而比起作品,更讓我久久無法釋懷的是我們與于彭有過的那些時光,是對他的記憶,對他的重新了解,對他在天上過得如何的想像。

展場的最後有段影片很精彩。談破與立,人就是要破,才能立。人大概就在這破立之間鍛鍊著自己吧!人間曾有行者如于彭,幸運如我得以相遇交手。願他於天上逍遙自在,依舊風格特立,能喝能吃。

因為希望他們在法國過得好些,我們想最少能先教他們法文吧!

這是2017年的夏天我們到達巴黎第一天便深深打動了我的畫面。
地點距離Buttes-Chaumont山丘公園不遠。經過時,我們因好奇而停留,然後才發現這是一個路邊的法語教學站。坐在斜坡上的人們明顯都是異鄉人,對!他們是是難民,是移工。他們不是公園的另一頭那些可以放鬆享受夏日生活的法國人。這倒也不是說法國人就一定過得好或愜意,而是在移民難民的身邊時,真的可以感覺到一種無法以語言形容的張力。

這個讓我跟Jerome駐足停留的畫面,說真的,如果你是第一天到巴黎就看到這一幕,實在會覺得法國真是一個太可愛又溫暖的社會。可惜的是,這些法文志工老師只是少數,而他們所相信的,還需要更多人來一起實踐。他們相信什麼呢?他們相信如果希望這些外來的人不造成社會問題,那就意味著他們應該在法國得到還不錯的生活,一旦他們可以好好生活,他們就不會成為社會的負擔,這不就是一個很簡單的道理嘛?所以這些人組成了一個小小的NGO,他們就是輪班在路邊教法文,因為他們相信最少應該讓這些異鄉人把法文學好,能夠在這個社會中與當地人溝通,甚或將來能因此得到更好的工作機會。就這麼簡單的動機,他們開始教學。沒有教室,只有一個白板設備,學生沒有桌椅,只有露天的斜坡草地。從ABC開始的課程,的確無聊至極,但它就是開始,一個希望的開始。

這些志工讓我尊敬、感動,這些想辦法來上法文課的異鄉人,讓我佩服。但衝擊著我的更大的議題真的是:如果可以,誰想流離他鄉?如果可以,誰不想在家鄉講著自己的母語,踩在自己的土地,唱自己的歌,被自己的文化所包圍呢?

為追尋一個更安全的生活、因著必須逃開的迫害或更有希望的未來而湧入法國的人們,的確好辛酸。他們揮別的常常不只是那個祖國而已,還包括可能曾有過的成就與專業,誰來跟他們談正義呢?沒有!只能饞喘著,冀望著,拼命著,把法文吞進肚子裡,想像著自己能說出一口流利法文的那一刻,用這樣的畫面不斷鼓勵自己繼續下去…A B C D …..Je Suis……Tu es…..
(志工老師還提醒我們不要拍出學生的臉。)

Gay Pride in Paris

2017年的夏天,我們參加了兩位女同志友人在巴黎的公證結婚。兩位是跟戲劇與舞蹈研究相關的學者,都在教書,都不想在學術圈裡come out,因為不想人在背後議論紛紛。法國的學術界,聽說也是熱愛八卦的圈子,傷人可以不帶刀的。所以兩位朋友的公證儀式只有少數的多年摯友與雙方的母親,跟幾位同志友人參加。公證之後,我們都聚在她們瑪黑區的閣樓家中,說天說地,暢談婚姻的承諾、人生的痛苦與甜美,以及各自的專業心聲。

數日過後,我們再度聚首,為的是一起上街去參加巴黎的Gay Pride。那是他們的慶典,他們的專有,他們的暢所欲言與歡樂時光。我們擠過了只有Lesbian的街道,也穿越了只有Gay的小巷,巴黎是這樣的,在包覆著自由的彩衣下,看來好像誰都是自由的。

但我們的女同志朋友,卻不能,甚至害怕come out。因為只有如此沈默,才能免於被高級知識份子背地議論,才能免於巴不得找到到機會把你拉下來的菁英同僚細膩的陷害。哎呦呦!空氣裡真正一直飄著的可不是自由、平等跟博愛啊!

在Gay Pride的夜空裡,我們就盡情享受這個特別的晚上吧!畢竟明朝醒來,有人仍然得面對歧視,有人仍然不能承認她已於同性結為連理…….

衝浪之父Duke Kahanamoku /用這八種態度活著吧!

(Duke跟他的衝浪板 / Bishop Museum Archives)

衝浪運動之父Duke Kahanamoku不只是奧運史上勇奪五次獎牌的泳將,也是將衝浪運動帶向世界的人。1890年他出生在夏威夷王國的末代時期,他在七十七年的人生裡,為這個世界帶來了許多啟發。Duke Kahanamoku不只將衝浪介紹給世人,也是將< aloha精神 – 想獲得便需學會給予 > 這種觀念具體實踐的人。他相信人生最有價值的東西都是錢買不到的,而是與你的特質、勇氣、尊嚴與人格有關。他在世時,不會特意教人什麼觀念,但根據那些曾跟他學習的人說,他的身教就是會讓人在耳濡目染中理解並跟著實踐他的信念。

這位衝浪之父不是話多的人,但一生所到之處總是不斷與人分享他的熱情與知識,在加州、紐西蘭與澳洲教授了衝浪後,他成為當時人們心中最棒的Aloha大使。有八種態度是他生前留下的,而我想這應該不只讓很多崇敬他的衝浪者知道,也值得給所有人參考。

Broaden Your Horizons 開拓你的眼界
Duke不只是衝浪之父,他事實上還有很多其他的天份。比方因為在游泳上不斷得獎,使這位五度奧運泳將有機會周遊列國,而且他不單只想分享他在游泳上的知識而已,作為一位對運動充滿熱情的人,他也開始分享那讓世人光是看著都覺得太神奇的衝浪運動。他不為自己設限,他讓自己活得更寬廣。

Look Out For Others 留意周遭變化
1925年六月十四日,當Duke Kahanamoku在加州Newport海灘時,有一艘漁船翻覆。Duke用他的衝浪板,以最快的速度來來回回從海上救回了八個漁夫,後來當地警長甚至形容他是「史上最神勇的衝浪超人救援者」。事實上,Duke不僅是水中健將,他還當了十三屆的夏威夷Honolulu郡治安官。

(Photo: Library of Congress)
(1910年Duke在Waikiki衝浪 / Photo: Photographer Unknown)

Stay True to Yourself 做真實的自己
在Waikiki長大的Duke年輕時大半時間都在磨練自己的泳技與衝浪技巧。當他在衝浪上的聲名日漸高漲時,隨之而來的也包括了衝浪板的革新跟新玩意的流行。但Duke在這新潮之中,依舊偏好他年輕時開始衝浪用的夏威夷傳統浪板olo。他不跟風,他心有所依。

Do What Scares You 挑戰心所恐懼的
Duke若不是有1917年在加州衝浪聖地Steamer Lane那一場如史詩一般重要的衝浪紀錄,也許就不會是今日衝浪界的傳奇人物。那次的浪高有三十英呎,大浪把站在16英呎長的長板(沒有舵)上的他帶了一哩之遠。他挑戰令人恐懼的,他試著駕馭恐懼。

Have Fun With Success 在成功裡去享受好時光
Duke很理解別把自己喜愛的事弄得過度嚴肅的道理,或者應該說他知道如果一個人太在意結果,而無法享受過程,會付出什麼代價吧!在成為一個國際知名的運動員之後,他也開始被娛樂業看上,然後逐漸出現在許多電影裡,當時他要不是以運動員的身份扮演真實的他,就是演出像警長或海盜這些角色。無論如何,他是盡可能快樂去享受成功所帶來的一切。

(Duke跟他客製化的浪板, circa 1910-1915 / Photo: Photographer Unknown)

See the Big Picture 做一個有格局的人
Duke因為自身的影響力,常常被視為夏威夷文化的代言者。他雖是一位運動員,但一生所為超過了一般的運動員。對了,他也是一位很好的烏克麗麗的演奏者呢!

(1937年Duke彈奏著ukulele,旁邊是Helen Lachman與Carmen Molero /Photo: Photographer Unknown)

Keep On Growing 持續學習成長
Duke的好友,也是世界級的衝浪者Fred Hemmings曾說:「Duke是衝浪者最高的典範。他是世界上游得最快的人之一,最好的衝浪者,也是最好的獨木舟運動員之一。」他從不懈怠,持續練習跟學習。不斷精益求精,這就是Duke。

(Duke跟他自己削製的傳統松鼠尾紅木衝浪板, circa 1920s/ Photo: Photographer Unknown)
(1931年Duke用他的olo衝浪板在Waikiki衝浪/ Photo: Tom Blake)
(1954年Duke在64歲時留下的最後一張衝浪的照片 Photo: Clarence Maki)


發明來自需要 /誕生於賭桌上的三明治

夏天一到,我們家裡常常以蔬菜三明治作為正餐。然後我突然就在The Garden of Eating這本書中讀到了一小段關於三明治的由來。原來是曾做過英國第一海軍大臣的John Montagu – 第四代三明治伯爵(the 4th Earl of Sandwich)在賭桌上發明的。跟那些一開始打牌就不想起身離開牌桌的人一樣,當時這位英國伯爵就是想要一份food of convenience ,於是三明治就這樣誕生了。據說當時大約是1762年。雖然後來有人認為John Montagu不是在賭桌,而是在書桌上發明了三明治的,但總之這發明就是來自確切的需要。

John Montagu,我們就叫他三明治伯爵吧!這位伯爵在1718年出生於英格蘭的Cheswick,四歲時父親就過世了。母親火速改嫁,把他留給了祖父母,祖父在她十一歲生日前過世,而祖母居然帶著家裡剩下的錢,獨自跑去巴黎承襲了爵位,名下沒錢的John Montagu就這樣承襲了祖父的爵位,成為了第四世三明治伯爵。

後來第四世三明治伯爵進了伊頓學院研讀拉丁與希臘語,1735年春天他進了三一學院,念了兩年書就決定要到歐洲各地去旅遊。他在法國待了兩年,然後又走訪了希臘、義大利等許多國家,一生並無取得大學學位。他喜歡收集古錢幣和出土文物,並於1740年獲選為皇家學會會員。

1739年,John Montagu進入了上議院,因為支持當時的第一海軍大臣貝都福公爵他,所以官場一路得意,不時受命出征。幾年後,他甚至代表英國到荷蘭出席重要和談,1748年他晉升為英國第一海軍大臣。卸任後還被指派為特派大使,出使過馬德里。

Montagu在1763年短暫地回鍋又出任了第一海軍大臣,沒多久又改任北方大臣(就是管北歐那邊的事)。兩年後北方大臣卸任,他又做了郵政總局局長,接著再度出任北方大臣。到了1771年五十三歲時,竟然第三度被委任為英國第一海軍大臣。

另一方面,他曾在1776年派遣Captain James Cook庫克船長進行環球航行;還贊助庫克等人出海探險。庫克船長為答謝三明治伯爵的贊助,在1778年便把新發現的夏威夷群島以三明治群島命名。其實,三明治伯爵自己的一生有許多遊歷。他曾於1738年至1739年出遊地中海一帶,到訪過當時只有一個島民的蘭佩杜薩島(Lampedusa)。

在Montagu第三度擔任第一海軍大臣任內,英國在北美殖民地爆發了獨立革命,當時他未能勝任職務,又私自出賣官職、任海軍資材被挪用和盜竊,同時面對海軍軍艦老化,卻又不進行翻新與現代化,以致英軍不斷失利。這一切都使原已聲名不佳的他變得更不受歡迎,以致他在1782年六十多歲退休時,民眾居然都給他喝倒彩。

在海軍生涯完全終結後,三明治伯爵轉而將精力轉放在音樂上,他對一些已創作超過200年的音樂特別感興趣。除了贊助音樂家外,他還成立「輪唱團」,讓專業歌唱家在他家中舉行音樂會。三明治伯爵對成立古代音樂演奏會(Concert of Ancient Music)有一定的貢獻,是他開啟了第一個以舊時卡農式曲目為主的公眾演奏會。

至於在私人生活上,John Montagu不算是幸運的男人。他的第一任妻子是一位子爵的女兒,兩人育有一子。不幸的是,妻子患上了精神病,兩人被迫分居,此事對伯爵造成了很大的打擊。後來伯爵長期與他相識多年的一位歌劇女演員同居,雖生了幾個孩子,但始終沒有再婚。可惜好景不常,這位同居女演員於1779年在皇家歌劇院門口被求愛不成的神職人員開槍打死,伯爵再度受到重擊,陷入無法克服的憂鬱,自此在傷痛中度過餘生。孟塔古於1792年4月30日逝世,終年73歲。

Museum number
1902,1011.2364
© The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

他生前一位摯友Mary Fitzgerald女士說:「Montagu聰明過人,閱人能力極佳,也擅於與人共事。還有他有洞悉問題的能力,但就是耳根子軟,然後要不是跟人太疏遠 ,就是跟人太親。」

在各種他喜愛的賭博遊戲中,尤克紙牌(Euchre)是Montagu最喜歡的一種。他是在服務於英國海軍時,學會這紙牌的。在海軍裡,大家常會趁閒暇時一起玩牌。後來他喜歡在家裡打牌,牌友來自歐洲各地。打牌時,他絕不離桌,所以常叫僕人為他準備兩片白麵包夾著幾片生肉,當時沒人會這麼組合著吃,牌友們也會跟著說:「給我也來一份跟三明治伯爵一樣的東西」。據說這就是三明治的由來。當然也有傳記作家說Montagu很勤於公事、藝術與音樂,三明治不是在牌桌上發明的,而是在書桌上發明的。

當然,Montagu這種吃麵包夾肉的想法似乎是前所未有,至少可能因為沒什麼重要,所以史料上從未有過記載。大家心中到底覺得三明治是誰發明的也許各有答案,但就算不是這位三明治伯爵發明的,三明治之名也是來自他不過,Sandwich就真的是他的姓氏啊!

Antoine Bourdelle雕塑工作室 / Musée Bourdelle, Paris

1925年,Bourdelle與美國舞者Grace Christie

因為Jerome,我才知道了法國雕塑家Emile-Antoine Bourdelle,他曾是羅丹長期的好助手,也曾是馬諦斯與賈克梅蒂的老師。2017年我們一到巴黎時就去了他位在蒙帕那斯區的雕塑美術館,也就是他生前的工作室。在這個人煙稀少的藝術家小型美術館裡,我們度過了好幾個小時,不管是室外的花園或陳列舊物的美術館都非常值得一看。老實說,這對我來說比擠在人山人海的羅浮宮有趣一些,或許是因為他給人留了沈思的空間,再加上Jerome能為我把雕塑的過程說明得萬分清楚。
(花園裡滿是Bourdelle的作品)

現代雕塑的先鋒Antoine Bourdelle出生於1861年,是家中的獨子,68歲過世。從小在學校就已顯露出他在繪畫上的天份,他當時的老師Mr Rousset甚至讓他坐在一個遠離班上所有同學的高處,在那自由自在地創作。十三歲時,Bourdelle加入了父親的木匠工作室成為學徒,然後晚上就去學畫,同時也學習如何靠老舊的石膏模型來學會翻模的技術。他的天份立即就受到了蒙托邦學校的認可,十五歲時便拿到獎學金,並通過了考試,進入了土魯斯藝術學校。

Bourdelle 在土魯斯度過了孤單又充滿刺激的八年學生生活,但學院式的紀律其實並不合適他的個性。23歲時,他以第二名考上了巴黎藝術學校,然後在雕塑家兼畫家Alexandre Falguière的工作室待了兩年。年輕的Bourdelle就在這時明白了自己對那些藝術圈裡的比賽跟獎項都受夠了,他不願再追隨那樣的體制。

1885年他搬進了現在成為美術館的地方(18, rue Antoine Bourdelle巴黎十五區),開始將此作為工作室,並且在此度過一生。
(以下都是在他的美術館裡留下的過往的工具與陳列,充分地說明了雕塑的過程)

同年,他得到了法國藝術家沙龍的獎牌。這雖使他成名了,卻不代表日子從此好過。1893年,羅丹雇用他成為praticien(雕塑家助手),兩人自此展開互相尊敬的長期合作關係。

1900年,他與Rodin、Desbois一起在蒙巴那斯區創立了免費的雕塑學校the Institut Rodin-Debois-Bourdelle,其中一位學生就是後來也創作過優秀雕塑作品的馬諦斯,可惜的是這學校沒有維持很久。就在這同一時期裡,Bourdelle為找尋自我風格,決定要脫離羅丹的風格。從那年起,他開始在作品中展現了不同的思維。1905年,四十四歲的Bourdelle才在Parisian藝廊有了第一次的個展,他展出了39件雕塑、18幅繪畫與21件素描。然後他在1908年才真正離開了羅丹工作室,結束了兩人十五年的合作。

1906年,Bourdelle四十五歲,他在父親過世後決定將自己的名字改成與父親同樣的Antoine。後來他也再婚了,第二任妻子原籍希臘,她與他們的女兒日後經常成為Bourdelle靈感的來源。

1909年開始他開始在巴黎6區的大茅舍藝術學院(the Grande Chaumière Academy)教書。當時他的學生有畫家馬諦斯、如今身價最高的雕塑家Alberto Giacometti、後來一直與Bourdelle工作到過世的女性雕塑家Germaine Richier與捷克雕塑家Otto Gutfreund。

Bourdelle在1910年的巴黎the Salon of the National Society of Fine Arts中展出了作品拉弓的赫拉克勒斯(Héraklès archer ),廣受好評。許多美術館相繼展出此作,到處都可見複製品,甚至在小孩的教科書上都介紹了這個作品。

Hercules the Archer拉弓的赫拉克勒斯
作品以希臘神話人物為題材表現現代人的精神與力量,兩塊巨岩托起了神話中的英雄,他全身肌肉緊繃,怒目圓睜,將長弓拉成滿月狀,充滿了起伏韻律,充分表露了Bourdelle的新風格。

不久後Bourdelle又接到了香榭大道劇院的設計案。從建築、雕塑到繪畫,他統籌完成,並再度證明了他能把一切做成如紀念碑一樣的功力。

Bourdelle一生深受貝多芬音樂的啟發,他一生雕塑了多達八十座的貝多芬像。更不要說是那些數不清的手稿了。1913年,他接手了香榭麗舍劇院立面的裝飾與中庭的設計,這也宣告了裝飾風藝術(Art Deco)的登場,是邁向現代主義重要的一步。

一次大戰期間單在巴黎的Bourdelle在戰爭期間甚至接了阿根廷一個藝術金主的案子,在1925年於布宜諾斯艾利斯完成了為阿根廷解放而戰的阿爾韋亞爾將軍的紀念碑。1929年他在巴黎完成了第一個重要的公共雕塑-波蘭英雄Mickiewicz(浪漫主義代表詩人)的紀念碑。同年就因病過世,死後葬於蒙帕那斯公墓。

Bourdelle創作的Adam Mickiewicz 紀念碑 

就在他過世前不久,還創作了最後一座貝多芬像,定名為「引人憐憫的」。他說:我們是兩個從未被分開的摔角手,我們可以十指緊扣了。( We are two wrestlers who have never been separated. We can clasp hands.)

而他從前的這個工作室則是在1949年轉為了美術館,所在的街道則從the impasse du Maine更名為rue Antoine Bourdelle。對了Bourdelle的兒子Pierre Bourdelle (1903–1966)後來也成了一個藝術家,活躍於美國。

就算我沒能成功改變什麼,至少這電影可能引發討論。/黎巴嫩導演Nadine Labaki

我是在接近午夜,看完了這部電影。胃痛,陷入一種無言的狀態。片中的畫面對我一點也不陌生,因為那就是連續好幾年我在尼泊爾、印度看過的景象。貧困、混亂、家庭功能瓦解、階級欺壓、人口販賣等等,而孩子們的確是這些社會惡性循環中最大的受害者。就像黎巴嫩導演Nadine Labaki說的一樣 ,「兒童是所有戰爭中最大的犧牲者。」(Children are the first to pay for our wars)。

電影伽百農導演Nadine Labaki 透過了在黎巴嫩貝魯特街上謀生的男孩Zain淒慘的故事,提出了在戰爭的影響下現身於世的「現代奴隸」。這是一部讓我看時落淚,觀後無語的電影。因為,它真正帶給我的,其實是一種鑽刺心臟一般的痛。即使最後有令人終於能為主角稍感開心的一幕,整體來說,它還是引發了帶著心痛的提問。我們大人們,到底在搞什麼啊?

目睹了孩子們在街道上流浪、乞討、謀生、被剝奪了最基本權利後,Nadine Labaki 拍出了伽百農(Capernaum)這部電影。「Capernaum」指的是聖經記載過的一個現已荒廢的村莊,而法語的「Capharnaüm」則意指混亂。本片是關於目前世界各地很多孩子的現況,Labaki相信她絕不是看過這些事後,唯一一個心有所感的人,但跟絕大多數人不同的是,她覺得她應該把想說的話表達出來。

伽百農講述的是一個十二歲的黎巴嫩男孩Zain (主角本名Zain Al Rafeea)與數個兄弟姐妹生活在赤貧的狀態中,當他最後憤而離家時,幸運地得到了衣索比亞一個非法移民媽媽 (Yordanos Shiferaw飾)的收容,但最終竟在這個媽媽因非法居留被逮捕後,不得不照顧她留下來的襁褓中的男嬰(Boluwatife Treasure Bankole飾) 。男孩Zain後來因為殺人罪被判了五年刑期,之後在獄中決定控告父母生下他們這麼多孩子卻沒有能力好好照顧他們。

導演Nadine Labaki出生在黎巴嫩貝魯特,自覺有責任對目前貝魯特貧困孩童所面對的黑暗處境點燃一盞燈火。所以她決定用她最擅長的工具,也就是拍電影,來為這個問題做點什麼。她說:「就算我沒能成功改變什麼,至少它可能引發討論。」而劇本的起源則是來自她有一天看到一個小孩跟他母親坐在人行道上。媽媽在乞討,而小孩就在一旁打瞌睡,因為環境實在太不舒適,所以這孩子一直沒有真的睡著。當時Labaki就想著:「如果孩子能說話,他會說什麼呢?他會想告訴世界什麼?他會對忽視他如何奮力求生的這個社會說些什麼?」

伽百農一片贏得了2018坎城評審團大獎。Nadine Labaki在一個訪問中說到:「無論如何,片中的主角男孩Zain就是世界上那百分之二十五沒有得到妥善照顧的孩子的之一,他們在受虐、家暴與缺乏愛的惡性循環下試著求生。而根據許多研究,我們都知道這樣的孩子裡有百分之七十五左右最後會淪為罪犯或染上毒癮。只有其餘四分之一的孩童能有辦法去活出一個值得活下去的人生。而Zain就是這少數人之一。」

至於那無法逃脫惡性循環的百分之七十五的孩子們,Labaki說:「我們當然可以說人各有命,但是問題是『有誰有權利對孩童表現得那麼不負責任嗎?』我的電影陳述的正是讓孩子們處於劣境的這整個體系。我凝視的是一個很根本的問題,也就是為什麼我們自動地給予成年人生育孩子的絕對權利,但我們卻沒有給孩童一個滿足他們基本所需的絕對權利?對我來說,這兩者都應有其權利才對。但目前是極端的不平衡呢!我曾經跟很多孩子聊過天,親眼目睹過他們的憤怒。他們跟我說了許多他們經歷過的極端虐待跟不被照顧,百分之九十九的孩子都說如果他們不被父母所愛,或被他們施虐、強暴,那還不如死了好。有的孩子甚至已把這些長期的暴力內化成自己的存在根本就是個屎、寄生蟲或蒼蠅。這當然不讓人意外啊!因為他們從未被告知自己的存在是有價值的。他們的自我認同感低到一個你看不見的地方,簡單來說這些孩子甚至連自己到底幾歲都不知道,所以他們才會回答你說『喔!我大約十二歲吧!』。他們沒有出生證明,他們的父母也可能就根本不知道他們是哪一天生的。」

伽百農一片中飾演Zain媽媽的這個角色其實生下了十六個孩子。那麼這片子也可以讓我們來討論一下「節育」是否能改善這個問題。Labaki認為那種覺得就是要多生孩子的文化當然創造出這個問題的原因之一,但我們也無法以篇概全,我們必須從每個個案來討論。比方有些母親可能生二十個孩子,但她能給予這二十個孩子足夠的愛;有些生活富裕的母親卻也可能對自己唯一的孩子都無法擁有同理心。然後也會有經濟困頓、對孩子缺乏關愛的父母就這樣把孩子推上街去乞討,因為搞不好孩子靠同情討來的錢比他們自己出去謀生能賺到的還多。

這部片子無疑是對社會一個很嚴苛的評論,Zain最終對生下他卻不能好好照養他的父母提出告訴。Labaki的確透過此片深刻表達了她對於自己家鄉黎巴嫩蔑視孩童權益的現況。事實上。黎巴嫩長期來都有著種族主義的問題,移工與童工都沒有應得的基本權益。Labaki擔憂地說:「黎巴嫩真正的情況恐怕是比我在影片中讓大家看到的更嚴重、更難以置信。雖然它在人道主義上比其他中東國家好,儘管自身面對著經濟與政治的問題,但還是收容了超過兩百萬的難民。尤其是一些理想主義者,他們很願意接受敘利亞難民,可是在此同時那些擁有權力卻貪腐的政客跟一些人們卻也渴望能發難民財。」這使情況日趨混亂,也就是這樣,本片才會被定名為「Capernaum」,尤其在法語中它指的那種失序與混亂,一種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把東西亂堆的地方,現在的情況就是這樣。黎巴嫩的種族主義造成了現代奴隸的存在,造成了還未成熟的女孩就被童婚掉的慘境,說穿了是有著列不完的社會病態現象。

事實上,伽百農這部電影所描繪的情況並不單單發生在黎巴嫩而已,在全球各地都有,當然嚴重性有所不同。貧窮在哪裏都有,從洛杉磯到慕尼黑,每個社會都把窮人邊緣化,理想上都希望他們不被看見。不管是衣索比亞、印度、巴西或敘利亞,孩子是任何一場戰爭或衝突中最大的犧牲者,而我的目標就是要藉由我的電影,讓他們的聲音被聽見。

Zain這個角色雖然是一位生活在黎巴嫩的難民,但他也是許多類似處境的孩子的代表。一個無法在夜裡安然入睡的男孩會有什麼樣的心聲?那個曾經成為全球頭條的,在地中海溺亡最後屍體在海灘的被拍下的男孩Alan Kurdi會有什麼心聲?那些在美墨邊界上被強行帶離父母的孩子會有什麼心聲?

Labaki說:「在黎巴嫩,因為移工無權帶著他們的孩子一起,所以一旦被發現,孩子就會被當局帶走,但就算如此,有些移工還是能在非法的狀態下把全家都帶在身邊。萬一被逮到,他們有可能都會被遣送回去,或者孩子就先被出逐出境。這樣的事每天都在發生,而且也助長了黎巴嫩的貪腐敗壞,因為有些勞工就是專屬於他們的保證人,這些保證人主宰了所有事,有些移工甚至必須住在保證人家中,沒有私人生活,不可能談戀愛或結論生子。這就是現代奴隸。」

在坎城影展拿下了評審團大獎的Nadine Labaki說起來是為三個族群地人建立了一個了不起的里程碑 – 阿拉伯電影、女性電影導演、貧童。三者中尤以貧童最為重要,它覺不僅限於難民兒童而已。 Labaki用心點出了問題所在,那些出生於貧窮之中的孩子幾乎像是沒有任何記錄來說明他們的存在。她在得獎後說:「這個獎是屬於本片中所有人的,他們以他們的人生,他們所受的苦以及他們所經歷過的問題,一起贏得了這個獎。」

多數在本片中出現的角色都是Labak花了兩年時間研究時,在貝魯特的街上發現的人,而她很高興地把這個榮耀獻給所有演員。她認為片中每個角色都表達出了他們各自的處境,這才是本片最大的成功。在這之前,說真的,這些人之於世界根本就是不存在的。 他們多數連證明他存在的文件都沒有,而忽然之間他們的處境被看見、被討論,他們的才華被認可,這對她才是最大的成就啊!

在坎城播出後,Labaki i看著含淚的觀眾們起身鼓掌長達15分鐘,她希望觀眾走出戲院時不會忘記他們所看過的。拍電影的目的不能讓電影只是電影而已,它應該牽引出一些改變,這是Labaki拍電影的目標。她說:「我或許有些天真,但我認為人們走出戲院時,會對片中的這些人有不同的看法。很多人跑來跟我說他們開始會停下來跟這樣的人談話,這就是改變的開始。就算我天真至此吧!我真的希望這部電影不只是一部電影而已。我們經常因為有些問題大到自己覺得無能為力,而轉過頭、閉上眼,而我期待這部電影能稍稍改變大家這樣的態度。」

至於當今阿拉伯電影的發展,Labaki也承認她的得獎以及之前Ziad Doueri因為The Insult被提名奧斯卡,把阿拉伯電影引到一個新的發展方向。有很多電影素材從政治議題而來,因為世界的未來某個程度似乎決定於中東的未來,有許多有趣的議題終於可藉由電影來討論,也有越來越多的導演試圖陳述他們的觀點。Labaki認為當你是一位來自中東的導演時,你會因為你所來之處而有一種特別的責任感,需要更以藝術家而非只是電影導演的角色來表達所感,為什麼呢?因為藝術是無法跟政治分離的。我們如今需要的是另一種社會與系統,而我們需要藝術來幫助我們思考這些事。

Labaki讓十二歲的敘利亞難民孩童Zain Al Raffea藉由她的創作,登上螢幕,引發討論與思考,而且也因此成為了去年坎城影展的焦點人物之一。 Zain當然為這樣的成果感到驕傲,即便圍繞他的鎂光燈讓他很不習慣。因為那與他來自的背景實在是相差了十萬八千里啊! Zain是個有經歷的孩子,他的人生雖不長,但那些他所見過的事,讓他有種「還有什麼我沒見的嗎?」的樣子。電影得獎他當然快樂,但就僅此而已,他有個艱難的人生,而那就是我們應該駐足凝視的。事實上所有出現在此片中的孩子都有著我們應該去思考的一下的辛苦人生。這部片子如何能真正對這些孩子的生命造成一些改變呢?

為此,Labaki 採取了行動。她說:「我不是唯一對此有責任的人,單靠我也不夠。我們需要集結更多人的努力才行。即使我用盡全力,也不可能把所有在街道上的孩子們都拉出那個黑洞。當我在坎城慶祝著電影的成就與生命的美好時,我知道這些孩子的人生多麼不易,使我不由自主地覺得那樣的歡愉是有些罪惡的。我也是被撕裂的啊!我應該有什麼感覺?當下我應該有什麼感覺才是對的?」總之,Labaki 就是好希望這電影能是改變貧困街童與難民兒童悲慘命運的契機。她是這樣希望的……

後記:
2018年十一月,從Labaki口中我們得知了片中主人翁Zain Al Rafeea的現況。這敘利亞難民兒童最終得到了挪威護照,也在挪威住了下來,他在2018年的夏天抵達那裡,這一生的第一次上學即將到來,他正在學習讀寫。他仿佛重獲了該有的童年,他玩樂的地方在花園裡,而不再是那個他得帶刀而去的垃圾場了。


從母親那,收到一個珍珠戒指後

7.26不是什麼特別的日子,午間有大雷雨,一陣又一陣,也許是百合颱風正在行進至日本所引起的吧!雨過了,又下,又下。
給父母帶了櫻餅和菓子,有茶佐之。後來,母親給了我這個戒指。非常簡單,沒有一點點多餘的裝飾。正是我喜歡的樣子,那樣簡單。
有一天再望著這個戒指時,總有那麼一天的,也許就是很多親友都不在人間了。徒留戒指,人事躲不過全非,這一定就是人生吧!
睹物所以思人,是因為人帶著感情,回憶的經緯是感情。
回家之後收到又青的訊息,她寫著:「裴利(Vivian Gussin Paley)昨晚走了。」她非常難過。我提起兩週前才見過也受到裴利啟發而投入幼教的兩位紐約客。

又青說:「應該來做些什麼,紀念裴利。」我說做場朗讀之夜吧!朗讀她關於教育的那十三本書裡的片段,那應該一定有著我們這一代還在「思考教育是什麼?」的人該聽的話語與該有的智慧。那一定有著僅僅是作為人的我們,值得深思的話….

又青說,她也想要為她種一棵樹。我覺得真好。

在影片中看到裴利的一些談話,神情語氣是那麼堅定,而又同時是那麼溫柔啊!那些對「一個人的起初」如此好奇,如此投入跟在意的教育工作者,在天上,也應得掌聲與致意。



透過 WordPress.com 建置的網站.

向上 ↑

使用 WordPress.com 設計專業網站
立即開始使用